二、改革建国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第二战略阶段，因与被称为“中国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密不可分，而被人们习惯地称为“邓小平时代”，其时间跨度以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到1989年江泽民为总书记，直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时止，前后历时约25年。

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瓦解，长达10年之久的“文革”随之结束。1977年7月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此次复出对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第一战略阶段的思想政治路线，进而促使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大转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和肯定，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思想路线方面的拨乱反正。讨论最终冲破了长期以来党内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奠定改革开放方向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据于光远回忆：“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得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因为，中央工作会议的议题设置对后来中央工作重心的转移起了重要作用。于光远回忆道：在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第一天，华国锋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一是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提出这三个议题之后，华国锋指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并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正是有了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才使得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顺利实现既定目标，并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折性会议。

第二战略的六大特征

改革建国时代实施的第二战略在思想观念、政治路线、文化价值导向、社会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都跨越式地呈现出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重新认识，把第一战略阶段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调整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此奠定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客观基础与依据；

（2）对党的基本任务及工作方针做出了实质性的调整，由单纯以政治运动为手段的巩固政权的任务转向以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新时代的主要历史使命与中心任务；

（3）对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进行制度性改造与转型，把建立在单一利益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调整为多元利益并存前提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开始探索并初步实现了经济体制层面全方位实施改革开放的新发展模式；

（4）对既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取向及传统思维定势进行改造，放弃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政治浪漫主义和社会理想主义价值观念体系，为中国步入世俗化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文化价值前提与思想观念条件；

（5）对“闭关锁国式”的自力更生国家建设理念予以开放性突破，改变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自我封闭型和完全依靠自主发展的国家建设路径，借助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打开国门主动融入世界潮流，大力引进和吸收国际资本、国外先进技术、海外人才资源，实行对外开放方针，为加速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利用并创造对己有利的国际环境；

（6）对第一阶段建立的绝对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展开了颠覆性的改造，确立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分配原则，使原有的农民、工人、干部为主体的社会基本阶层结构开始被多元化的社会分层结构所替代，尤其是新生的中产阶层在新制度抚育下逐渐形成，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