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发展是主要特征

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二战略时代，无论持何政治态度、思想倾向、观念模式的人，都能十分鲜明地看出它的主要特征：经济高速发展。因为，是这个时代促使中国社会真正步入了近代百余年来“和平建设与发展的时代”，为此，也有人干脆称该时代为中国的“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提出两个“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即从1980年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从2000年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从实际结果看，第一个翻两番目标已提前5年于1995年完成，到2000年，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实际增长了4.4倍。在短短的20年左右时间，中国经济总量顺利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中国的GDP以年均9.6%的高速度增长。按可比价格计算，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是1978年的11倍。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按现价计已达182321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3556元。200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209407亿元，比2005年又增长了10.7%。为此，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中国的经济地位在这近30年中与日俱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到2004年时，中国GDP总量就已位居世界第六位，达到了19265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4.7%。按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5年GDP快报，2005年中国的GDP一举超过英国、法国，位居美国、日本、德国之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这些经济成就令国人振奋，令世界惊讶！

仅从既有的数字来简单概括中国第二战略阶段取得的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的是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即中国开始由传统的以农业社会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开始步入了真正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所谓“现代化”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其表征是中国社会动态结构的全方位调整与转型，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层面的结构性变革。马克思曾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因此，当面对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果的时候，绝不应忽视促成这一现象发生的背景与原因。

首先是经济体制的变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是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标志。虽然在第一战略阶段，中国经济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取得了巨大成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单一计划经济其内在的矛盾与弊病也开始暴露，这突出地表现为“短缺经济现象”，即日用消费品和民间财富积累的“短缺”，容易导致“普遍的贫困”。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现实发展，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一“体制性缺憾”所表现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正因为此，在20世纪70、80年代，几乎原社会主义阵营的所有国家不约而同地先后进入了改革。邓小平正是洞察到这一无法回避的历史现象，才决心将中国带入一个民富国强的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因此，凭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变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成为第二战略阶段中国经济演进的主要驱动力。经济体制的成功变革，释放了原先被制度禁锢的潜在社会生产力，唤醒了中国人对财富的渴求，物质利益因此而挣脱了政治理念的长期束缚，还原到它的经济本义。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前所未有地获得空前释放，创造财富的潜能得到充分迸发，经济犹如脱缰之马，快速奔腾，高速挺进。

同时，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和变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也与日俱增。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恰逢世界经济快速步入“全球化”，因此，中国的对外开放正遇上国际资金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热土。中国作为世界游资面对的最大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具有无法比拟的吸引力。外资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迅速转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快速实施，以令世人惊讶的速率注入了正在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经济。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经济体制的适时转轨，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同时又在不经意间顺应了海外资金注入的体制的要求，由此，第二战略阶段在邓小平“改革与开放”的总体战略部署下，为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创造了不可多得和极为有利的内外环境，它犹如中国经济的“两翼”或曰“双轮”，驱动着中国经济在短短20余年时间内始终保持高速发展势头，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