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沉重的“新三座大山”

看病难突出

直至2008年9月，中国社科院发表的有关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调查研究报告仍然显示，“医疗问题被排在社会问题的首位，是全球其他国家的社会问题调查中从未见过的”。报告说，“‘看病难、看病贵’之所以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服务态度或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非营利机构改革的大问题”。

1996年12月9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江泽民、李鹏都作了重要讲话。199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的《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指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是：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全面启动医疗改革，对医疗保险、医院体制和药品生产流通的“大手术”不断，政策措施出台密度和频率很高。

医疗改革之初的重点，是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缓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公费医疗和劳保支出的压力，目的为“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初始的改革是对医院实行“以药养医”的政策，使医院逐步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也就是准许甚至是鼓励医院卖药赚钱。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经过数年的医疗改革，中国公立医院的药品收入已经占到医院总收入的40%到70%。而同时形成的是，在利益驱动下，药厂提价，医院开高价药。药厂医院都大赚，病患者吃药花大钱。

客观讲，这场改革的最初出发点，即减轻政府和企业的负担，已经决定了其失败的结果。因为，如果说“减轻企业的负担”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减轻政府的负担”就近乎荒唐了。医疗事业作为公共服务本应由政府提供，可是，中国的医疗改革走的却是一条相反的路：政府“减负”，病人“加负”！1990年政府在当年医疗总支出（780余亿）中所占比重约为80%以上，而经过10年医疗改革，到2000年全年医疗总支出约5200余亿元人民币，政府所占比重却大幅下降至20%以下。不难看出，10年中全国医疗费用的年总支出增长了约7倍，其中政府所占比例与个人所占比例“调了个”，增加的费用基本全部压在了病人身上。

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表示，“看病贵”、“看病难”根源在于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分配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走市场化的道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下医疗体系的弊端明显，中国启动医改，其中的思路基本是“放权让利，扩大自主权”的国企改革模式。不过由于当时政府财政困难，给出的方法是“给政策不给钱”。

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美国的市场主导型，公立和私立医院都在市场上平等竞争，政府除了严格监管外，只负责为穷人、老人医疗埋单。结果是服务越来越好，但价格也越来越高。另一种是英国的政府主导型，通过税收提供全民健康计划，有钱人需要特殊服务，可以到私立医院。结果是看病便宜，普及面广，但效率低下。

由于缺乏理论准备和经验累积，中国的医疗改革从“减轻政府和企业负担”起步，虽无明文规定市场化取向，实际操作又不乏“美国方式”，一些地方将公立医院全部改成民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征求改革“以药养医”政策意见，以便进行进一步的改革，消除医院的生存靠卖药而不是治病救人的弊端，但是，持反对意见人士认为，在不解决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不足的问题之前取消“以药养医”，公立医疗机构就无法继续生存。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22％，但医疗卫生资源仅占世界的2％。就这仅有的2％的医疗资源中的80％都集中在城市，而在城市中又有80％的资源集中在大医院。因此造成了一方面很多人长途跋涉，异地就医，既增加了就医困难，又加大经济负担；另一方面看病时，人们都往大医院跑，农村人就往城市跑。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而社会普遍抱怨“看病难”。

看病贵也是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据第三次全国卫生调查数据统计，1998年到2003年间，中国居民平均每次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分别上涨了57.5％和76.1％，远远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在中国目前的卫生总费用中，大约有60％靠居民自费，25％靠集体负担，政府投入仅占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