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曾国藩知道，此案总的责任在自家一方。他上奏说：“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按大清律，一命抵一命，所以曾氏这样的处理结果，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也可交差了。

但是爱国的士大夫们不认可。大清国啥都缺，就是不缺爱国贼。他们的爱国，与外人无关——他们既没那本事，也没那胆气。他们所有的本事与胆气，就是骂自家同胞汉奸、卖国、反动，可能的话，再踏上一万只脚，否则显示不出他们的爱国情操来。

逻辑与事理是这样，可爱国贼们哪里有逻辑与事理呢？他们只有狗掀帘子——嘴上的（得）劲儿。他们哄传曾氏是汉奸，那清议派就跟泰山压顶似的，弄得曾氏招架不住。曾氏一辈子爱惜清名，是大清一品大员中操守、持家、能力等各方面无出其右的人物，最后因为这么个破事，栽了。他表示：“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但“果能遏兵，即招谤也听之耳”！总之，为了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为了给大清的改革开放维稳，一世清名全没了他也认了。可惜好人不长命，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死了。死得有些早，因为洋务刚开头！

第二洋务干将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汉族，安徽合肥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在中国排老二很不妙，比如孔子）。同治九年（1870年），李氏代替曾氏做了直隶总督，这一做就是二十五年，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因签订《马关条约》受到清议派的攻击而靠边站。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之后不久，由于机构重组，清政府又给他一个出力不讨好的兼差：北洋通商大臣。

北洋通商大臣乃总理衙门下设机构。总理衙门起初设立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及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同治九年清政府裁撤三口通商大臣一缺，直隶（今河北）、山东、奉天（今辽宁）三省通商、洋务、海防均转归直隶总督经管，颁发钦差大臣关防，称“北洋通商大臣”或“北洋大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三个月后，就接手了北洋大臣事宜，没想到有关政府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等事宜一股脑的也都转到他这儿了，致使北洋大臣地位不断提高，职权不断扩大，势力远远超过本来地位与之对等的南洋大臣。就是总理衙门，也因大部分的外交任务都转移到李鸿章一个人身上而势力减弱。不过李鸿章势力虽大，也仅是老太后手下的一枚棋子，而且在强大的清议派面前，这棋子还一辈子委屈。

鸿章虽然办着洋务，但是他内心里明白，大清就是个纸糊的房子，而自己顶多算个裱糊匠。办了一辈子的外交，逐渐也明白，内治不修，国家实无外交可言。正因为太明白了，所以他的外交政策就是永远的主和，但是舆论上他敌不过清议派。

清议派，就是站一边指点江山却不做事的那些文人，他们大都主战，拍着胸脯嗷嗷叫，声言大清可以说不，大清不高兴云云。清政府把这帮人的叫唤称作“公论”。一个干事的李合肥，肯定抵不过一帮卖嘴的愤青，于是乎，李鸿章就成了一个可怜的角色：主战派忽悠着打打打，结果清政府屡战屡败，打败之后，需要收拾烂摊子、擦屁股了，又非李鸿章莫属；待李鸿章签订了条约，国家暂时安全了，那帮主战的清议派又都拍着胸脯骂上了。鸿章大员里外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