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给李鸿章写信，要求李鸿章慎重考虑，可李鸿章回信说，自己职在主兵，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求大者远者，不是他所能干的，自己只是尽己所能罢了。

李鸿章所言也是对的。因为就是这样的器物改革，都遭遇了顽固派的猛烈抨击，洋务派每走一步，都备尝艰辛。试以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为例。

京师同文馆建于同治元年（1862年），目的也很简单，四年前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明文规定：“嗣后英国文件俱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正义。”如此情形下，天朝再不派人学鸟语，咋跟鬼子周旋呢？初建之时，设英文、俄文、法文三班，也就是说，谁打咱，咱可能跟谁签条约就学谁的语言，典型的中国式实用主义思维。招收学生仅限于14岁以下的八旗子弟，刚开张时仅招了十个学生。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洋务大吏们发现，同文馆的学生光学鸟语是不行的，还得学西方的天文算学、火器轮船制造之术。在他们的推动下，奕訢出面了。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1866年12月11日），奕訢奏请由年龄20岁以上的满汉举人、五贡生中，选出优秀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奕訢两个意思，第一，在同文馆里增设天文算学馆；第二，同文馆的学生要扩招优秀生源。

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1867年1月28日），奕訢再次上书，进一步向最高当局论证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奕訢知道，洋务运动的每个举措都会遭遇顽固派的反对，所以他煞费苦心地预设了可能出现的三种反对意见，然后自己再一一辩驳。

第一，或许有人认为“臣等此举为不急之务”。奕訢指出，大清要大国“撅”起，至今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缓不得了。第二，肯定有人“以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奕訢认为西学本是源于东学，如今添设天文算学馆正是欲使中学重新发扬广大而已。第三，更有甚者，会有人认为“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耻”。奕訢认为“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况且，添设天文算学馆之目的在于使儒者明制器之理，并非从事低贱技艺之活。

众所周知，由于孔子认为事农是小人之活，孟子认为工商是贱人之活，中国的工农商，可以合称为“小贱人”。所以，西方科技淫巧——贱工，中国儒者不为也。

针对这点，奕訢苦口婆心地解释，制器不低贱，儒者可为也。除此之外，奕訢还建议将招考范围进一步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及进士出身之五品以下京外各官，年龄限制在三十岁以内。

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一（1867年2月25日），奕訢又奏请以“老成持重，品学兼优，足为士林矜式”的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以安慰报考者“专以洋人为师”的文化耻感。

奕訢的三个奏折都获得嫂嫂的批准，并且开始启动了。但是，爱国贼们登场了。

御史张盛藻首先跳出来反对，还好，他不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开设，只反对生源的科甲正途化。他就一个意思，让科甲正途人员学习鬼子的奇技淫巧，丢人！慈禧太后一句话就把他反驳下去了：“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