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出，两员干将所谓的洋务就是“大炮轮船”！李鸿章也一直强调中国的文物制度比上西方制度，那不是一般的好，好五倍！

冯桂芬之后，天朝诸多人士附议他的理论。郭嵩焘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薛福成说：“今诚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又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郑观应说：“中学其体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邵作舟说：“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沈寿康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孙家鼐说：“今中国创立京师大学堂，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

就连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诏定国是”，宣布维新启动的上谕也执行了这一改革精神：“中外大小臣工，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发愤为雄，以圣贤之学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学之切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成通达济变之才”。

与此同时，似乎是怕维新超出底线似的，张之洞推出了他的《劝学篇》，对知识分子提出了五知：知耻——耻不如日本；知惧——惧印度朝鲜等国的覆辙；知变——如果不改变习俗，就不能变法；知要——要知道西方各国为政之道；知本——不要因多知而忘记圣贤，一切文章的价值必须以孔夫子的标准来测定。为此他主张：“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其背后的成见是：中国不宜于成为一个共和国——自由太可怕，若在中国实行，则“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夺劫，子不从夫，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总之，他这么一划框框，算是对洋务思想作了大终结，发行百万多册，普遍为人所阅读，洋务领袖们在实践上基本没敢超出它的。

当然天朝也不是没有清醒人士，只不过需要时间罢了。比如前面所述王韬与郑观应。随着洋务的展开，他们逐渐发现，不只西方的“器”，就是西方的“道”，比如君主立宪，中国也应该学学，于是羞答答地提出了“设议院，开国会”的要求。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自序》中说，自己涉重洋，与外人接触，考察外国详情，发现西方“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因此他提出：“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哉！”问题是没人听他的，即使听见了，谁见过中国的政治高层自削权力的？我们只见过巩固权力的，从秦始皇一直巩到明清，一代更比一代强。

清醒人士中，还有一个郭嵩焘。事实上，19世纪60年代初期，除了赫德与威妥玛，国内人士提出切实可行之改革方案的，就冯桂芬与郭嵩焘两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至少在当时还传播了，郭嵩焘的建议干脆被总理衙门堆到档案堆里再也没人关注了。郭嵩焘既发现西洋立国也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用现代术语来讲，就是政治制度与普世价值两端），其末在商贾、制船、制器。还发现小日本的洋务范围比中国的洋务范围要大多了——日本学西方，可不仅仅是在学习船炮！他认为，兵端乃是西法末技，其他创制才是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