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需要对郭嵩焘重墨描述一下，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道光朝进士，曾随曾国藩组建湘勇。后任南书房行走、署理广东巡抚、福建按察使等。光绪元年（1875年），云南中缅边境突然发生马嘉理案，英国教士马嘉理在与当地居民冲突中被杀。随后的谈判中，清政府很不情愿地答应了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给夷人道歉本身就是丢面子的事了，再去夷国做钦差，那就更丢面子了。这么丢面子的事儿，天朝官员没人干，也干不了。没有办法，政府最后瞄上了以洋务著称的郭氏。郭氏拒绝不得，硬着头皮答应了。这一答应，国内就大哗了。大家普遍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郭嵩焘的亲朋好友也都认为此行凶多吉少，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这么好的一个人儿，就这样一失足成了千人恨。守旧氛围极浓的湖南士绅更是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郭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郭家的宅，挖郭家的坟。郭氏没有办法，几次以告病推脱，但政府好不容易逮住这么一个不要脸的人儿，哪舍得放啊，于是他终于光绪二年从上海登船赴英了。

行前，朝廷应总理衙门之奏请，命郭嵩焘将沿途所记日记等咨送总署。到达伦敦后，他立即将几十天极为详细的日记题名为《使西纪程》寄回。从途经十数国的风土民情、宗教信仰，到土耳其开始设立议会、制定宪法到苏伊士运河巨大的挖河机器以及“重商”对西方富强的作用等作了力所能及的介绍。但总理衙门将此书刊行后，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痛斥他“极意夸饰……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一时间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没有将他召回，但下令将此书毁版。

早慧者醒，早醒者哀，诚哉斯言。可以说，刚到英国的郭嵩焘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此间富强之盛，与其政教精实严密，斐然可观，而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也就是说，他承认英国的富强与政教，但尚认为中国的文章礼乐要高人一头。但是在英国待了一年之后，他在日记中又写下了这样的话：“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三代之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其人，伤哉！”也就是说，经过一年的近距离观察，郭嵩焘已然发现，中国很多地方都不如人，已成为无道之国和西方人眼中的野蛮国度，就像我们当年视周边的夷狄一样。只可惜，正如他日记中所言，大清的士大夫无人能达到这个高度，谁达到谁就是汉奸，叫他如何不伤感？

与此同时，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罪状”十数条：如有次参观炮台中天气骤变，陪同的一英国人将自己的大衣披在郭身上。刘锡鸿认为“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这叫冻死不披夷人衣。如巴西国王访英，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入场时，郭嵩焘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其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按刘副使的意思，外国人站外国人的，我们中国大使就应该坐在原地不动才对，这叫泰山顶上一棵葱，任尔周围全是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