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认为，汉人政治能力优于满人，如果真搞政治上的自由竞争，汉满竞争谁优谁劣，不问自明。问题是人家就这么无耻，人无耻则无敌，你能怎么地？满洲皇族甚至把排汉当作了首要目标，刚毅居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短信四处散发。满汉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

荣庆斗张百熙，把他斗走，自己做了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长。估计他知道，百年之计，在于愚民，所以愣是抓住了教育权。

奕劻斗瞿鸿玑，本来瞿快把奕劻斗败了，太后说要把奕劻赶出军机处呢。可能是太得意了，瞿一回家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夫人，夫人呢，告诉了汪康年的夫人，汪康年的夫人再告其老公，他老公再往外传，终于传到了《泰晤士报》驻北平记者莫理逊那里，于是《泰晤士报》就把它当消息发了。汪康年乃瞿的门生，而且是个维新党，在北京办京报，时不时的在报上讽刺一下奕劻与他的儿子载振，因为载振喜欢上了一个小戏子杨翠喜，段芝贵为了当黑龙江将军，就把杨姑娘买了过来，当作糖衣肉弹送给了载振，事发，舆论大哗，太后更是当面骂奕劻：“如是欺蔽朝廷，不如用麻绳缢死我母子为佳！”吓得载振赶紧问计于袁世凯，最后不但把那肉弹退了回去，还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奕劻怀疑这一切都是瞿搞的鬼，你拿生活作风、贪污受贿治我，我就拿政治问题回报你，我告你暗通报馆——当然是京报，而且还是维新党人的报纸，里通外国——外国记者莫理逊与外国报纸《泰晤士报》。这两点正好戳住了老佛爷的心病，她现在就恨维新党和洋人，于是乎，矍鸿玑就被赶回家了。

铁良斗袁世凯。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搞得天津很模范，小站练的兵也很神。政府让袁世凯训练一些旗兵，袁世凯还奏请让满洲亲贵铁良担任京旗练兵冀长，可是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后，袁世凯发现，铁良已在排挤他了。彰德秋操，算是大清军事西化后的第一次军事大阅兵，铁、袁虽同为阅兵大臣，但袁的权与能遭到了满洲亲贵的一致敌视。袁世凯感觉不妙，奏请开缺了自己的一些兼职，同时奏请把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划归铁良统帅，自己只留两镇。当然镇里的骨干将领还都是北洋系的。不过从表面上看，袁已没有那么威风了。满人夺了袁的军权，再夺袁的政权。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凯被调入了军机处，离开了直隶，相当于老虎离了山。除此之外，铁良还想弄个满洲的贵胄学校，专门培养高级军事将领。他认为，汉人再多，无非是当兵的多，捱不住高级军官都是我们满洲的。主意不错，但实践上不行。因为满洲子弟的才华净集中到逗鸟抽大烟、遛狗捧戏子方面了，这一偏好放和平时期尚可，至不济可叫繁荣大清的封建主义文化事业；革命时期则不行，因为外面都是要命的主。所以铁良进一步的排汉计划遭遇失败。

至于地方上的体制改革，政府做得还算不错，试行地方自治。谕令由东三省首先实行，直隶、江苏择地试办，俟有成效，限十五年内全国推广。

虽然预备立宪的诚意不够，但真能做下来也算不错。而且，自从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后，流亡海外的康梁党人就高兴上了。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加拿大创设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会例》提出“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义和团运动发生，八国联军侵入后，保皇会认为这是反击后党、扶救皇上的大好时机，遂组织自力军起事，更有其他战略计划，但由于力量不够、经费不足、领导素质等问题失败。虽然他们自己也搞武装斗争，但是认为自己是在救主，与革命党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反对革命，认为革命“有流血之惨”，会“引起分裂”云云。为了响应政府的预备立宪之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康有为以保皇会总头领名义，在纽约出版的《中国维新报》上发表文章，除了一惯吹嘘自己首倡变法，全力保皇的奇功异勋外，还主观臆断地指出，清政府主张立宪，说明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的怨恨已经释然，故今后无须再行保皇，而应转向推动立宪，并异想天开地准备回国与清政府合作，因此他通知保皇会全体会员，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元旦举行大庆典，祝贺保皇会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