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四年（1888年），龙水镇教会第三次建堂，光绪十六年（1890年）建成。一年一度的庙会又要到了，教会请官府出兵把守教堂。结果民教还是起了冲突，教堂第三次被毁。清政府把蒋赞臣当作打教的主凶，派兵前往捉拿。蒋逃往表兄余栋臣家中。每次打教，余栋臣与其兄弟余翠坪都是积极参加者。表弟投奔他后，他激于义愤，开始拉拢人马，歃血订盟，组织煤窑与纸厂工人，攻入了水龙镇，杀教民十二人，损毁教民房屋二百余间，没收教民财产，并且强迫教民退教。周边群众闻听之下，也开始纷纷打教。清政府派兵镇压，余翠坪牺牲，余栋臣逃匿。是谓第二次大足教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大足县令调任他地，余栋臣回家，娶妻置产，不再和教堂斗争。但是教士与教民对之不安，给清政府施压，促使地方官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逮捕了余栋臣。蒋赞臣率人劫狱，成功。余栋臣势成骑虎，不得不再次举事。他们首先没收了教民与教堂的粮食，在起义檄文中则别开生面地提出：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当然了，如果官兵剿灭他们，他们则反过来要把官兵当敌人看——“并非我朝臣子”。至于起义军的小旗上，更是写有“顺清灭洋”的口号。现在无由评断余栋臣提出此口号是什么心机，但是起义中间他与蒋赞臣曾有过接受政府招安的想法，只是在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是余栋臣的“顺清灭洋”却影响深远。第一，这个口号通过会党传到了北方，让山东的义和团也稀里糊涂地打起了“扶清灭洋”的小旗；第二，这小旗让清政府一些本就同情义和团的地方官也稀里糊涂起来，对于义和团弄不清是剿还是抚，摇摆不定中让其势力坐大并直接影响了北京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事实上，李秉衡、张汝梅、毓贤、袁世凯等几任山东巡抚都对义和团持同情态度。李秉衡说：“民、教之所以积不相能者，则以平日教民欺压平民，教士袒护教民，积怨太深，遂致一发而不可制……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吓。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愤……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张汝梅说：教民“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党，欺侮平民，睚眦之仇辄寻报复。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毁谤洋教，或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欲怵以兵威。不知教士之势愈张，则平民之愤愈甚”。毓贤说：“窃思东省民教不和，实由近来教堂收纳教民，不分良莠。奸民溷入教内，即倚教堂为护符，鱼肉良懦，凌轹乡邻……又往往造言倾陷，或谓某人将纠众滋扰教堂，或谓某人即是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遂开单迫令地方官指拿……百姓遂多不服”。袁世凯说：“东省民教积不相能，推究本源，实由地方州县各官，平时为传教洋人挟制……往往抑制良民……而教民转得借官吏之势力，肆其欺凌，良民上诉亦难伸理。积怨成仇，有由然也。”

只不过，同情是一回事，执行政府政策又是一回事。而政府政策又在外国的压力与慈禧太后的情绪之间来回摇摆。无边的谣言与现实的不平，加剧了山东百姓愤怒的情绪。就在直鲁边界的梅花拳因梨园屯教案而举事的同时，鲁西南又出了大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