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讨论中,关键的一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的各种概念,所涉及的是不可能用自然科学使用的词汇来描述的那些突发现象(emergentphenomena)。
小提琴奏鸣曲的音质(timbre)不可能转化成物理学家的用来描述频率、强度、和时间的术语;莫奈(Monet)的油画中的和谐(balance)不可能被转化成关于颜色、轮廓或形状的句子。如同前述,心理学家赋予“记住”、“计算”或“恐惧”这些措辞的意义,不能用只涉及各种大脑状态或大脑结构的陈述来取代。简单来说,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家所描述的种种现象,所表现的是各种事件特定的结合,而这些事件都需要使用它们自己的词汇。物理学家面对类似的问题。量子过程(quantumprocesses)的世界是随机的、不连续的,而几块大石头的质量及其与某种已知的力碰撞后产生的加速度是肯定的、持续的。在这两个世界间有一条模糊的边界,要求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然而物理学家还不理解物体及其功能是如何从一个量子的世界里产生的。神经科学家也还不理解知觉、思想、感情和行为是如何从神经元的活动中产生的。
在一个级联的每一次转化过程中,当研究者能想象什么正在发生但不能想出另一种方法来说明这种转化时,能有一种解释也会令人感到满足。[18]科学家集中于各个相连接的阶段时,对每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即基因与神经化学[neurochemistry]之间或脑化学[brainchemistry]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的理解最为成功;较不成功的是,他们试图跳过各个阶段来理解基因与特定情绪之间的关系,因为个人经历中的种种差异影响着具有同样基因的个人的情绪模式(emotionalprofiles)。
在明确限定某个被观察现象的完整级联中,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集中于其不同的阶段(phases),或各个不同的中间站(halfwayhouses)。所以,三种文化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同一件事情。他们的不同视角类似于对一幅画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理解,这幅画既可代表一个年轻的又可代表一个年老的妇女,视看画者的注意力集中于画的某个地方而定。每种视角在每个语言的共同体中都具有连贯性和相干性,但始终不会超越共同体。这种意见可能不会让数学家感到烦恼———他们懂得一个数学观念,像无穷大(infinity),在不同的数学论据中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同样,在美国,人口密度的意义视以下情况而转移:我们是否计算全部人口对整个地理区域的比率,或计算生活在大部分美国人所居住的更有限的区域内的居民与该区域的比率。第一种估计是每平方公里70人,这意味着一个低人口密度;第二种估计是每平方公里3000 人,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景象。[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