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心智工具间的区别及各种证据和结论的模糊度，与“真理”（狋狉狌狋犺）以及与之相关的“正确”（犮狅狉狉犲犮狋）、“有效”（狏犪犾犻犱）、“有条理”（犮狅犺犲狉犲狀狋）、“正当”（狉犻犵犺狋）这些相关的概念有关。每一个学者都希望他（或她）的智力产品至少符合这些词汇中的某一个的标准。与其提出必然会引起争议的各种定义，不如集中于所指的事物，那样更有用。换言之，当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声称他们正在传授某种真实的观念时，他们所指的是什么？四种常见的所指物（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ｓ）是：

对某个事件的一致同意的观察结果，该事件在自我以外且能为其他人所证实（如月亮在天上或不在天上）；某种逻辑的或数学的论点的一致性（比如，如果速度等于距离与时间之比，那么距离等于速度和时间的乘积）；某种叙述的各语义网络之间意义的连贯性（比如，一个历史学家在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时提出：丘吉尔没有出席罗斯福的葬礼，因为他对他们与斯大林会面时罗斯福使他为难一事耿耿于怀。

如果该见解使大部分读者留下深刻印象，都认为它与整个文本的内容是连贯的，那么该历史学家就有权声称这件事是真的）；某种令人信服的感受（比如，伴随着这样的思想的感受：父母亲为了一个孩子作出牺牲是对的，虐待孩子是可憎的）。

三种文化的成员依赖于这四种所指物的一种或几种的频率不一样。大部分自然科学家只信赖前两种，社会科学家信赖第一种和第三种，人文学者只信赖后两种。虽然某种思想和证据间的一致，是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一个标准，但他们的证据的客观程度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分开。自然科学家担心人类的观察员会把主观偏见强加在对某个现象的认识上，因此要求使用某种机器来记录各种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即使每个机器的结构中设置了一套特殊的偏见来骗人也无妨。通常社会科学家更关心各种口头陈述或行动的意义。因为机器不可能记录意义，所以社会科学家依赖于受过训练的专家的一致同意，以防止个别观察者带有偏见的观点。

然而，引入各种强有力的机器，揭露深藏在某种现象表面下的性质，如线性加速器（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ｓ）、空间望远镜（ｓｐａｃｅｔｅｌｅｓｃｏｐｅｓ）、脑扫描仪（ｂｒａｉｎｓｃａｎｎｅｒｓ）所做的，已经给致力于客观性的自然科学家造成了一个问题。１９世纪的科学家曾假定，所有基于理性的判断都能达成一致意见的观察成果是一门科学的基础。每一个具有正常视力的人都会同意牛顿的观察结果，即经过一个棱镜（ｐｒｉｓｍ）的光会分裂成一道多彩的彩虹。这种感知不需要特定的专家来鉴定。然而，要解释质子运动接近光速时互相撞击而产生的一批极其复杂的数据，则需要经过特殊训练，而且所有的科学家都没有探测到同样的证据或一致同意该证据的意义。结果，物理学家被迫接受许多专家在解释一架机器所产生的一批数据时达成的一致意见：哪些是有意义的。这种实践意味着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客观性定义上的差异与过去相比已经缩小，而一个概念的意义已变得更依赖于产生该概念的理论。［３８］在本节结束前还得提一下德国社会科学家尤尔根· 哈贝马斯（ＪüｒｇｅｎＨａｂｅｒｍａｓ）的有影响的著作，他更关注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意义，而不是真理、有效、有条理、正当的定义。哈贝马斯提出，未来有希望形成这样一门社会科学，它将在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与人文学科的语义解释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之间起调和作用，并把它们综合起来。［３９］然而，他的理性的定义，指的是某个共同体一致同意某种信念的有效性而不是某种论点的逻辑一致性。美国人讲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把着重点放在取得一致理解（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重要性上，哈贝马斯因试图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统一起来而受到了批评。明确地说，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当一个人至少能够与另一个人进行有效交流的时候，就可以说这个人拥有某种理性的思想。这个定义带来的问题是，它意味着爱因斯坦可能不曾拥有某种理性的思想，因为当他思考一种运动中的巨大物体使时空扭曲变形时，他可能无法向某个同事表明这种概念；而１７世纪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Ｓａｌｅｍ）居民在谈论巫婆的真实性时，却确实拥有某种理性的观点。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揭示出，许多被判断为理性的因而取得一致意见的信仰，结果被经验证明都是错误的。所以，与其为了弄清哪些思想是理性的而烦恼，不如就真实、有效、有条理、正当和道德上的正确的定义展开争论，这将会更有价值。此外，与其争论哪个知识分子群体拥有特权深入上述任何一个概念的本质，我们还不如接受这些抽象的概念具有不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