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施莫林（ＬｅｅＳｍｏｌｉｎ）是一个批评弦理论的粒子物理学家（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ｐｈｙｓｉｃｉｓｔ），他写道：“各种只要求清晰性和努力工作而取得的成就，比探索思想或想象得到了更高的评价。”［４０］迈克尔·法拉第（ＭｉｃｈａｅｌＦａｒａｄａｙ）几乎没有受过数学方面的训练，但由于他敏锐的观察成果和提出磁力与电流有关的创造性的建议，而得到了他的自然科学同事的赞扬。某个当代的法拉第要得到承认，可能必须经过一段更加艰难的时期，因为他没有能力用数学术语来描述那些现象，像几年后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ＪａｍｅｓＣｌｅｒｋＭａｘｗｅｌｌ）所做的那样。当代人强调科学家的“才华”（ｂｒｉｌｌｉａｎｃｅ），这意味着一个使用数学的研究者对一个使用词语的研究者拥有某种优势，因为掌握数学意味着拥有更敏锐的头脑。通过阅读某种新颖的观察成果而产生的美感，即使还不理解（如最初关于血液从心脏流出来的方式的描述，或Ｘ光的发现），也与由赞赏一个机敏的头脑而产生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即使所有的发现和解释都起源于某个有才华的人的头脑，通常我们更多地也是被一张落日的照片的美丽所感动，而不是被拿着照相机拍照片的人的才华所感动。

１９世纪的欧洲社会有一种相当僵硬的阶级结构，由一小部分贵族和很大的中产阶级群体组成，包括自由职业者、商人和劳动者的群体。有志于追求自然科学事业的青年人，对他们的共同体认为必须加以探究的种种问题及可能吸引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关注的种种答案都很敏感。［４１］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德意志中上层阶级的共同体为那些涉及整个现象的复杂的观念所吸引，特别是关于某个实体（ｅｎｔｉｔｙ）与其背景（ｃｏｎｔｅｘｔ）的关系之类的观念，而对那些独立于其背景的组成元素（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ａｒｔｓ）则持敌视态度。所以，德国早期的遗传学家对研究孤立的基因或染色体（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ｓ）不感兴趣，而是转而研究细胞质（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的作用和胚胎的发育。在同一时期从事这方面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拥有相反的一套偏见。他们赞美铁一般的事实，即那些确定无疑的、可以得到证实的并像在研究果蝇中作出重要发现的那些事实。即使后来的历史证明德国人的直觉是对的，但所需要的各种方法要到２０世纪晚期才发明出来，这些方法的使用才有可能开发称之为“进化发育”（ｅｖｏｄｅｖｏ）的令人兴奋的新领域。初期几代学院派心理学家（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ｓ），还有德国的心理学家，本来可以研究条件反射的获得过程，却都选择了更复杂的意识作为研究对象。实用主义的美国的心理学家懂得意识经不起严格的探询，于是选择了前一个问题。

追求晋升为数不多的教授职位的科学家的数量不断膨胀，曾诱惑许多年轻的研究者注重实用，从事研究那些会很快产生可发表的成果的课题。一份列着在有重要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许多论文的履历是一个有天才头脑的人的标志。然而，年轻的科学家承认，重大的发现通常需要长时间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且不存在关于持续努力将会得到成功的任何保证。较理性的策略是实施那些可以很快完成并很可能产生清晰成果的实验。格雷戈尔·门德尔（ＧｒｅｇｏｒＭｅｎｄｅｌ）是幸运的，他坚持植物遗传研究，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而戈特洛布·弗雷格（ＧｏｔｔｌｏｂＦｒｅｇｅ），作为１９世纪后期最受尊敬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之一，就没有这样幸运。

几十年间弗雷格一直忙于“数”（ｎｕｍｂｅｒ）这个概念的逻辑属性的研究，但未能解决这个问题。格奥尔格·冯·贝克西（ＧｅｏｒｇｖｏｎＢéｋéｓｙ）因发现内耳基膜的行波（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ｌａｒ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ｅａｒ）而于１９６１年获诺贝尔医学奖。他在获奖演说中指出，开始他曾制订过一个研究计划，那时他认为至少需要１５年时间才能完成。在当代研究型大学里，要找到冯·贝克西这样的人已经更加困难，因为当前的周围环境鼓励人们采取某种规避风险的策略，研究那些有希望在短期内获得许多成果的课题。

最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的一份调查说明，所调查的２．４万多个活跃在各自领域的科学家中，有许多人都在审查自然科学中各种研究项目的申请，这展现了一幅令人沮丧的图景。这些申请中只有２５％被视为有可能产生某种原创性的、起改造作用的思想；大部分申请都被断定没有什么创造性，因为谦卑的（ｓｕｐｐｌｉｃａｎｔ）科学家们更担心的是那些匿名鉴定人否决那些探索原创性思想的实验，而不是担心能否作出一项有重要理论意义的发现。［４２］马里奥·卡佩奇（ＭａｒｉｏＣａｐｅｃｃｈｉ）因研究被删除基因的老鼠（称为基因剔除老鼠［ｋｎｏｃｋｏｕｔｍｉｃｅ］）的发育而有重要贡献，成为２００７年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之一，但当他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递交申请书准备从事研究这一假设时，有关委员会在审查了这份建议后，否决了这项意在老鼠身上改变特定基因的实验，并劝告卡佩奇忘记自己的“疯狂的”念头。

大部分科学家都知道，一个研究项目的获批，需要由三个鉴定人作出一致同意，并意识到提出的思想愈有原创性，获得一致同意就愈难。所以大多数科学家都不愿发起一项过分偏离当前流行观念的研究，而宁愿聪明地转而申请一个既安全，又可能出成果的项目，这种行为不足为奇。如果恢复先前存在的那种平衡，即在以聪明回报聪明（ｒｅｗａｒｄｉｎｇｃｌｅｖｅｒｎｅｓｓｑｕａｃｌｅｖｅｒｎｅｓｓ）和使聪明服务于某种重要的见识之间达成平衡，科学家的声誉与公共利益都会得到满足。公元前３世纪中国的哲学家老子写道“大巧若拙”①，这句话反映出他的文化更敬重的是智慧（ｗｉｓｄｏｍ），而不是技术人才。［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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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原文中，这里的“巧”是用“聪明”（ｃｌｅｖｅｒｎｅｓｓ）来表现的，与其前的“聪明”相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