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自然科学家本能地回避任何原则上其关键性的特征不可能客观、精 确地加以测量的概念。结果，当前某些生物科学家把许多心理状态看成合理探究范围以外的东西。忽略各种还经不起准确测量的观念，尊崇这样的规则对科 学家有极大的好处，因为这使他们不必浪费时间去考察还不能进行系统化研究 的各种假设，即使未来它们将成为潜在的、富有成效的研究领域。无论如何，关 键问题是，科学家们避免深入研究，并假定不能被测量的现象现在并不存在。

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家持有一种故意屈尊的看法，后者的证据是 基于人的判断，比如，法官对某种行为或某份口头报告的意义的评估。但如前所 述，粒子物理学家常常依赖观察由某个线性加速器（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产生证据 的专家们的一致判断（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所以，１９世纪时，基于客观的证据 与基于主观的证据之间的区分，在现代物理实验室里已经变得有点模糊。每种 记录装置———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架机器———记录下不同的信息，而不论证据 来自哪种装置，往往需要在专家中就其意义和有效性的确定取得一致意见。

玻尔指出，所有的科学家在任何时候都明确知道自己在观察什么，但他不禁 止自己思考那些涉及将来可能观察到的事件的概念。他这么说并不代表他是个心胸狭窄且自命不凡的人。落在一个装满甘油的容器中的一滴黑墨水，很快就 会消失不见。在化学家能评定某种物质的分子构成前，他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说， 这些清澈的甘油不包含任何黑墨水。科学常常落后于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及 一些具有深刻见解的公众成功的直觉。生物学家核实一个护士敏锐的观察结果 花了十几年时间，这位护士在一个医院里注意到患黄疸病的婴儿中那些床铺靠近窗户的婴儿痊愈得最快。这位护士不知道阳光消灭了血流中一种叫胆红素（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的分子，正是这种胆红素导致了黄疸。

理查德·道金斯（ＲｉｃｈａｒｄＤａｗｋｉｎｓ）像一个中世纪的狂妄自大的大主教，坚决主张，只有那些与经验所确证的事实相一致的信念才是值得信守的。［４７］所有其他的观念，特别是对上帝的信仰，都是危险的，是非理性的幻想。道金斯想必本来就知道，没有证据能说明他的著作将会说服极其虔诚的人改变自己的信念，所以他决定把时间花费在编纂关于这个题材的著作上，但这一决定违背了他自己倡导的规则。道金斯也未提及某些显赫的自然科学家拥有根深蒂固的精神信念。查尔斯·汤斯曾获诺贝尔奖，他的研究导致了激光的发现。他承认感到上帝的存在，并怀疑科学是否能解释宇宙中的所有事实。已退休的英国哲学家安东尼·弗卢（ＡｎｔｈｏｎｙＦｌｅｗ）曾信奉无神论４０多年，但当他在８０岁时基于理性的理由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因为他不能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存在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关系？生命是如何偶然从物质中产生的？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弗卢的解决办法是，与其否定某种超然力量的存在，不如假定存在某个上帝，这也是理性的答案。［４８］许多经济学家对理性的赞美同样可疑。比如，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带上诺贝尔桂冠的经济学家，他们所使用的模型都假定，一个家庭决定生一个孩子，这必然招致食物、衣服、医疗和教育方面的花费，与去非洲的游戏公园（ｇａｍｅｐａｒｋｓ）里进行一次林德布拉德式的探险（Ｌｉｎｄｂｌａｄｓａｆａｒｉ）的决定是一样的，因为两者都是由娱乐的愿望激发起来的消费行为。［４９］这种忽视所追求的娱乐类型和任何伦理成分的逻辑，不能区分花费１０００元钱为年老有病的父母买一份生日礼物与写一张同等数额的支票来买一台洗衣机和一个干燥器之间的差别。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两者都是产生幸福感的消费行为。虽然我不相信某种形而上学的力量，但与汤斯和弗卢提出的精神力量对地球上的生命作出了某种贡献的信念相比，我的无神论也并非更理性，或免受未经证实的前提的影响。

一种对上帝的信仰，或对某个人在一个共同体中拥有很高地位的确信，使得个人从心理上感到更安全、更有力，即使这两种信念都是私自构建的，不必拥有经验的真实性。一个人的朋友和亲戚即使认为他拥有很高的地位，可能也不会认为他特别值得称颂。所以，某种安全感的提高，不管是一种对上帝的信仰，还是一种假定的强权地位，并不必然基于道金斯赞美的经验事实。

给癌症患者服用的许多实验性的药品并未经临床试验证实有效，其中有一些可能是无效的。但那些相信其有效的人很可能会在短期内体会到自己的痛苦和不幸有 所 减 轻，这 通 常 是 由 内 源 性 类 鸦 片 物 质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ｏｐｉｏｉｄｓ）造 成的。［５０］医生已经告诉这些病人，他们只能活６个星期了，而道金斯想劝告这些病人，等到科学家们已经证实新药品的疗效时再去服用吗？当一些成年人相信一种药品将具有有益的效果时，他们的大脑活动和心理状态会经历某种客观的变化（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ｈａｎｇｅ），即使他们吞下的是安慰剂。［５１］今天，从事研究的数千科学家中，任何一个人要作出某种重要发现并作出在今后１０年内依然有效的解释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这些研究者一直以来都是理性的，与事实保持一致，那么他们就得呆在家里，享受不到针对某种未必可能但极想达到的目标作出持续不懈的努力而产生的特殊喜悦。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杰出的科学家、作家或艺术家，花费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书给他们听，带他们去博物馆，付钱让他们学习钢琴、艺术或跳舞的课程，难道社会科学家必须使这些父母知道，他们的愿望得到满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吗？音乐剧 《南太平洋》（犛狅狌狋犺犘犪犮犻犳犻犮）中的《快乐的谈话》（ＨａｐｐｙＴａｌｋ）这首歌坚持了这样一个朴实的真理：如果没有梦想，伴随着希望拥有却未必能得到的体验的喜悦，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