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文化围剿：打开中国的文化史，我们不难发现，不管在经典文化的《论语》、《史记》、《资治通鉴》中，还是以文学形式在民间传播的史话、戏曲、小说中，凡是牵涉到对商人的描述，无一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就连在中国工商史上赫赫有名的代表人物周学熙、陈光甫、刘鸿生、虞洽卿、胡雪岩……也无一不是“成功=阴谋”的化身，除了只字不提他们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发挥出来的积极作用之外，还要想方设法为他们的个人财富打上罪恶与肮脏的印记。于是，就连大诗圣白居易也慧眼蒙尘，在《琵琶行》中发出了对商人的嘲笑：“老大嫁作商人妇”!（女子年老色衰，无人肯娶，才只好嫁给商人做老婆。）

二是制度围剿。春秋战国时期，在人类职业划分上，以“士、农、工、商”为等级，将商业划为了社会的最低层；——西汉和魏晋时期，法律中明确规定“工商皂隶者不得服金银、锦衣，犯者弃市”（商人不得穿着华丽的衣服出门，否则被杀头示众）；——唐朝时期，明文规定在选拔各级官员时，“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商人及子孙不准从政）；——明代时期，“重农抑商”的政策更为变本加厉，明确规定：“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经商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到了清代，开创了“乾隆盛世”的乾隆皇帝，非但没有任何开明壮举，反而比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还对商人恨之入骨：1740年，上万名华侨商人在荷兰遭杀害，当时的荷兰当局十分害怕中国政府会来报仇，专门派代表团来给乾隆皇帝道歉。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乾隆皇帝居然说：“我对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甚至在乾隆死后，还对那些归国华侨处以了极刑！

三是暴力围剿。它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商人开展的国际贸易活动中，譬如《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运出境外获利者，杖一百。”到了大清王朝，居然还对我国的沿海地区颁布了一条禁海令，命令沿海居民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除此之外，对商人打击最残酷的应属汉武帝时期的“告缗令”，号召天下百姓对商人进行揭发，凡商人申报财产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全部财产。并明确规定，老百姓中的举报者可获得没收财资一半的奖励。——告缗令的结果，是对全国商人进行了一次洗劫般大抄家，中等以上的商贾全部被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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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中国的商业活动虽然已经有了两千年历史，但真正对商业价值的认识和理解，却还是近几十年的事。因此，在本书将商业作为一个独立行业来讨论的时候，不得不首先为其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