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又一次听了话，硬是没敢向企企说这件事。

张主任和副主任走了，又安排了与我关系最好的经济民警小军来照顾我。小军是厂里的子弟，也是我在工厂最好的兄弟之一，这娃喝酒十分厉害，厂里从未有人见他醉过。他练过武术，据说工厂没搬到成都，还在深山的时候，与人发生矛盾，曾创造一个人单挑5个人的纪录。最后，这5个人的亲戚全部跑到厂门口来闹事，搞得惊天动地。不过此人生性耿直，十分重义气，我们在厂办的聚会上一见如故。

小军的工作被张主任交给了其他人，他负责照顾我，每天给我送饭（住院的费用全部被张主任安排过了，这也让我万分感激），陪我聊天。

我们俩在病房下棋、打跑得快，不亦乐乎。晚上，我睡了，他才离开医院。我至今十分感激他，患难见真情，有这样的朋友，真是一大乐事！

企企每天会打电话来“查岗”，每次，我均以“我在看书”搪塞过去。

话说这年轻人的身体，恢复起来就是快。我住院一直到星期五下午，共四天，计96个小时。这四天里，我被那个参加过长江漂流的杨医生，拿着长长的针管，从我光滑圆润的胸部刺进去，一直刺入肺部，连续两天，抽了两次，最后X光片显示好了！

按杨医生的要求，由于我的肺部被刺，伤了些元气，必须在医院静养半个月。

但坚持住院到了星期五，我觉得因为自己生病，小军天天照顾我，他还有自己的父母和妻小；再则，为单位增加了太多的麻烦，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更为紧迫的原因是，企企下班就会从虎钥市来成都，她要如约跟我一起去龙泉驿看桃花！要是她知道我生病而没有告诉她，还不知道急成什么样呢！

我硬是扭住杨医生：

--“杨医生，你看嘛，我没得问题了！好了哈！”

--“年轻人嘛，恢复得快，杨医生，您就放我走了吧！”

--“有什么问题，我会马上回医院。杨医生，您放心！我有一点点问题，有一点点不适，我会立即返回医院的！”

杨医生拗不过我，只得放我出了院。

我把出院的事儿告诉了张主任，张主任特地要求我：“小柳，你今晚千万要稳住，不能让小企看出你住过院哦！”张主任还派车，和我一起到长途车站接到了企企，同时，安排我们住在了工厂招待所。

张主任之所以这样体察我的心情，是因为他曾有过类似的经历。1996～2004年，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张主任一直在迁厂办工作，负责新厂建设以及新厂建成后的设备搬迁。当时，上级的要求是，“厂要迁，生产线不能停”，要以“搬一部分停一部分，搬多少停产多少”为原则，而张主任的爱人是最后一批搬到成都的工人。在这九年时间里，张主任和爱人一直分居两地，一个在成都，一个在Y市，要知道，这是一个上有老（双方父母都年近七十），下有小（迁厂开始时，女儿还没上小学）的家庭。很多事情，张主任都没让爱人知道，包括他自己得了一场大病，病得留下后遗症，都没让远在Y市的爱人知道。这些事情，在我生病住院前，他就向我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