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虎钥市赶回成都，回到工厂的当天晚上，我来到工厂附近的一所大学校园里，选了一个人少、僻静的角落，向我认为应该征求意见的重要长辈--父母、岳父母、大舅，一个个地打电话。

接通电话，简单问候之后，我开始陈述，主要意思是：我要辞职回到虎钥市，接收我的虽是一家民办学校，但当个小官，应该不错；两口子永久分居不是办法，总得要想办法聚在一起，我希望能抓住这次机会。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之所以征求长辈的看法，一则希望再次验证自己想法的正确性；再则希望能得到支持，为自己这次冒险提供积极的心理暗示；三是进行礼节性的知会，以免落下“话头”，将来责怪我这做晚辈的没有打招呼。

事实上，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答案只有一个--回到虎钥市。这无异于之后进行公考复习时，书上所说的“集体冒险”。有时候，集体讨论并不一定能增加决议的安全砝码，甚至反而会走向极端。因为，讨论的过程中，会议主持人的意见主导着会议的进程，而参会者无非是顺着主持人的意愿说下去，为主持人增加冒险的理由而已。这也是日常工作中一些“委办公会议”、“听证会”、“办公会议”达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之一。

长辈们听我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也不便阻拦，他们了解我的实际情况，也能体会做儿子、做女婿、做外甥的柳池云的苦楚。

很显然，结果是：几位长辈均对我的决定表示支持。

翌日一早，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办公室，此刻的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以厂办秘书的身份来到这里。

没有像往常一样沏茶，而是首先打开电脑，我还是对经手的所有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建立分类文件夹，所有文件全部分门别类地进行归总，以利于新同志更快上手。对于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工厂，对于一个让人留恋的办公室，对于一位父兄般的张主任，我能做到的，也就只有这些了。

张主任在外开会。我没能最先向他说明我的想法，这让之后的我内疚了很长时间。其实，我之所以不说，更是缘于我对他的感激。也许我不该逃避，但我真不知如何面对他所给予的帮助和提携。

虎钥市的公司已经在打电话催我了。

时间紧迫，我首先向人力资源部郭部长谈了想法，他这方面的阻力很大，因为当初正是他破格录用了我，他将对我的辞职承担责任。而幸好支持他这一想法的金书记已被调走，否则，这二位的关口最不好过。因为，我与工厂签了五年合同，工厂不放人，我辞不了职。郭部长反复向我说明，从我这个岗位上走出了多少中干、多少厂领导，职位发展会如何前景光明。他说的这些没错，我也深知厂办秘书历来就是工厂领导干部的摇篮。但我已顾不得这些了，我想的只是如何尽快回到虎钥市。对于郭部长的挽留，我只能尽量阐述个人原因及家庭的实际情况，最后，say sorry，对不起！他终于妥协。

 随后，我分别到党委书记、分管人事的副书记、监事会主席、财务总监等厂领导办公室，一一说明想法，告别，领导们显得很开明，纷纷表示遗憾和惋惜。尤其是人事副书记的一番话很是语重心长，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人才流动了，夫妻能尽快团聚，这是好事情。不像三十多年前，我们那时候，很多同志要一直熬到退休，一家人才能到一起。那时的日子多么艰难哪！”还列举了很多与其同时代人的经历，总之，他对我表示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