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长办公室，我没有敢去。这位老人家向来表情严肃，只有让张主任和郭部长前去知会了。

10点左右，张主任接到了郭部长的电话，听说我要辞职，他会没开完就赶了回来。看见老大哥风尘仆仆的样子，我不禁热泪盈眶，突作决定的悔意、即将告别的伤感、对其真诚帮助的感激，一齐涌上心头。张主任把我招呼到办公室，听取我的想法。其实，我的情况他最了解，他同意我辞职，他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没有最先告诉他我的想法。我无言。

中午，张主任与我在工厂旁边的鱼庄喝了三个小时酒。

下午，我到办公室收拾东西，办手续，做工作交接。

晚上，张主任招呼厂办为我送行。

往事一幕幕，曾经的兄弟、战友，就要话别，我伤感不已。当晚，张主任、小军、我，都喝了不少酒。

酒后到歌厅唱歌，与我关系要好的分厂领导也来了，唱的都是些《跟往事干杯》、《驼铃》、《朋友》……

我的声音几度哽咽：“从心底来说，从工作来讲，我不想走，真的不想走。但是没有办法，我必须去面对生活，我有自己的一个家呀！”

“小兄弟，什么也不说了，我们理解你！”

“没有什么，反正虎钥市离成都也近……”

“以后你要经常回来。我们到虎钥市出差，也会去看你的！”

……

朋友们纷纷安慰我。

对于这次选择，我至今心存内疚。也许，我太自私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很多建设边疆的前辈，都经历了两地分居。正如工厂那位副书记所说，好多人，都是退休后才举家团聚。张主任与刘姐，也曾经历过九年这样的生活，而且上有老下有小，不也熬过来了么？

但我看到的更多是身边的很多恋人，一到大四就劳燕分飞；好些家庭，也因久不团聚而产生了变故；甚至，在农村，由于丈夫外出务工多年不回，最终回到老家，面临的却是妻离子散的结局。

难道，真是因为时代不同？

不管怎样，我已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