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赵桓心里有无主张，他既已即位，就得主政。在群臣的建议下，除了下诏让天下臣民直言朝政得失，力求造成一种痛革旧弊万象更新的政治气氛外，他上台后首先办理的一件公务，便是派遣由陕西转运判官迁任给事中的李邺使金，向金人通报赵佶禅位的消息。你们金邦不就是打着因赵佶失德而吊民伐罪的旗号，前来进犯我大宋的么？现在那个失德的皇帝已经自动下台了，你们就应该偃旗息鼓了罢？采取这个外交措施，应当说是不无必要，但它能起多大作用，那就另当别论了。

李邺这个人，基本上就是个丧门神。边寨烽火初起时，他奉赵佶之命，携黄金万两使金求和，就没带回来什么好结果，反而给朝野带来了一派恐慌。当时徒劳往返的李邺回朝奏报，极尽渲染金军强悍之能事，称曰“金军人如虎，马如龙，登城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给本来便畏敌的宋朝君臣心头，又增添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恐惧。他的这些话传到民间，百姓便送了他一个“六如给事”的鄙称。此次使金他一如既往，带回来的还是丧音。

不过平心而论，这事的主要责任也不能放到他身上。弱国无外交，没有强大的国势作后盾，他李邺就算是在金人面前能做到气节如虹宁折不弯血溅五步，亦是于事无补。泱泱华夏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如何就屡屡在落后的游牧部落或区区弹丸之邦的侵略面前，变成了可以任人宰割的羔羊，这可真是个相当费解之题。

李邺这次使金，并不需要跋涉到金国的上京，只须将国书递交给逼近汴京的金军东路军主帅斡离不即可。金人往往另有一个汉名，斡离不的汉名唤作宗望，金西路军统帅粘罕的汉名，则称之为宗翰。金东路军建枢密院于燕山，金西路军建枢密院于云中，人称其为东朝廷西朝廷。二者在决策与行动上，均各自拥有极大的自主权。这与宋朝将领远在边陲的任何一个行动，都必须听从于千里之外的圣谕遥控的僵化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且不谈战斗力的强弱，单说战略战术的机动灵活随机应变，宋军便先输一着。作为东路军的主帅，宗望完全有权决定其师之进退，所以李邺不必舍近求远。

李邺向宗望递交国书的地点是河北信德府。当时信德府刚刚被金军攻下，城里是满目焦土遍地狼烟。宋朝百姓涂满鲜血的尸体，和金兵横冲直撞烧杀抢掠的身影，在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看得李邺是心惊肉跳。宗望的临时帅府就设在原信德府衙，李邺及其随从风尘仆仆一路寻来，经过金军士兵的严格盘问，好不容易才见到了宗望。

宗望阅过赵桓御笔，命将李邺一行带到一旁的房屋等候，便召集了达懒、斜也、阇母等大将以及宋朝降将郭药师等人商讨对策。众金将闻听到赵佶禅位这个新情况，一致想先听听熟知宋朝内情的郭药师的看法。

那郭药师本为辽将，曾被辽朝倚为重臣统掌劲旅，却在辽国势危时见风使舵密结童贯反戈降宋。背叛辽朝后，他将涿易两州拱手献与宋朝，从而大得赵佶的欢心，被委以检校少保同知府事，统领重兵镇守燕京。有大臣多次提醒赵佶，郭药师品性恶劣，有奶便是娘，实系反复无常之人，不仅不堪大用，而且不可不作防范。燕山知府蔡靖甚至先后上密奏一百七十余章，请求朝廷密切注意其动向，但都没引起赵佶的重视。

张觉事件发生后，郭药师兔死狐悲，怨恨宋朝薄情寡义，业已反心萌动，开始与金人暗通款曲。宋金战端一开，他很快看出宋朝绝不是金邦的对手，遂断然劫持了燕山知府蔡靖以及转运使吕颐浩、副使吕与权、提举官沈琯等人，公开降金，并向金军提供了有关宋朝虚实的大量情报，成为了金人的得力鹰犬。

叛徒比敌寇更可恨，因为叛徒了解本国底细，更清楚应当采取什么手段对付本国人。郭药师现在就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见众金酋看重自己，未免有些得意，便忠心耿耿地倾囊献计道，宋朝军队的精锐，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镇守在燕山一带的常胜军，现已由末将率领弃暗投明归顺大金。另一部分由童贯统领，驻守在河东，现正受到宗翰大帅的牵制，无暇东顾。如今河朔地区十分空虚，若我东路军一鼓作气乘胜南下，不日便可直捣汴京。此乃天赐良机，不可坐而失之。赵佶禅位是宋朝的缓兵之计，若我军因此稍有迟疑，待其将部署调整过来，再图进取便没这么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