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海志”就是隐居，诗人说我想归隐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恰好碰上如此好的时代。虽然，我们大唐，英才累累，完全可以构建我们国家这座大厦，但君如尧舜，我怎么能做逃兵呢？杜甫把自己融入了那个时代，不仅做官要“致君尧舜”，就是归隐江湖，也不能忘却民众的疾苦。正如宋人黄彻说：“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一己失得也。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岂为过哉。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早谋先定，出处一致矣。是诗先后周复，正合乎此。”《蛩溪诗话》卷十， 人民文学出版社，排印本。这里充满盛唐时代举国上下的自信。尽管士人内心还有想隐居的冲动在，但为了国家朝廷，他们还是以求仕为主的，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杜甫漂泊夔州时，时时想到处于动乱中的国家，他在《秋兴八首》中的第七首全篇写的都是对京都长安昔日繁华兴盛的追忆，最后两句：“关塞极天惟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漂泊江湖的渔翁还在心系朝廷，天地之间大约也就这一位渔翁。

中唐以后，面对着日益衰落的大唐王朝，文人士大夫心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商隐这样写道：“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诗人想利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国效力，整顿乾坤之后，再归隐江湖。

唐人把江湖作为庙堂的对立面来看待江湖，这是很有些贵族气派的。因为对立的另一面就是对等，隐士包括野老渔翁、樵子田夫，他们与豪门贵族、高官显宦是并肩而立的，谁也不比谁矮一头。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在《晦日楚国寺宴序》中说：

“情均物我，缁衣将素履同归；迹混污隆，廊庙与江湖齐致。“

在盛大的宴会上江湖隐士竟然与贵官坐在一起，其受到的尊重可以想见。

实际上”士“才有资格谈隐，在初唐和盛唐期间许多”士人“是贵族出身，家有田产，乃至庄园，还有广泛的人脉。他们有家有业，回到了家，填饱肚子还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到了陌生的地方，人脉也会起作用。就连被人们视为”贫病老丑“的杜甫也是如此。杜甫说”杜曲尚有桑麻田“，杜曲就在长安南郊，这可能是他的永业田。另外，在东都洛阳他也有家产。杜甫在成都草堂隐居时，不仅剑南节度使（相当于成都军区司令）严武帮他，离成都不远的彭州牧高适也时时接济他。正因为有着种种优越条件，杜甫在华州司功参军的任上，稍不得意，就敢弃官而去，冒险到秦州、同谷那样偏远落后的地区去。因为家业和人脉是这类士人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