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与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出版，已是后期的工作。中国向以“衣冠王国”自居；但是，不要说普通人，纵使人文学科研究者，对几千年的衣饰流变，各类织染技术、纹样艺术，可以说是不甚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见解，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该书主题虽云研究中国历代服饰，涉及的却是中国文明史的方方面面。沈先生通过服饰的研究，同时疏解了中国文化上不同层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该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启动我转换研读中国文化历史的观念，领悟了“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的道理。一直以来，我们所关注的文化史，其实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哲学文化史，甚能笼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进程的文化史。

与沈老聊天，时时可聆听他从物质文化方面去认识中国文明的见解。现今仍清楚记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见沈老，晚饭后，在他们位于朝阳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联同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为我们几个门外汉，透过投影器，演示刚刚挖掘出来的江陵战国文物。当晚，沈老兴致勃勃，为我们解说。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宫午门上作讲解的样子。虽然我对文物的认识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讲解，对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对楚民族与楚文化构成日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如何传承又如何壮大的问题，自此在我脑中萦绕。

当晚与沈老的不少对话，都记不住了。其中一问一答倒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问沈老，何以衣饰纹样，在战国时期的楚，其艺术已臻这么高的水平？沈老回答，这样的服饰纹样的设计者，不是日后我们所理解，是出于一般工匠之手，而应是出于当时的高级知识阶层，是当时文化艺术的最高表现。看过了楚的衣饰图案，听了沈老的话，我冲口而出说，我们以往读《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曾理解为楚人有着南方之强的特性，有复国的决心，强调勇武。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背后原来是文化的自信。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当头棒喝，从而使我理解到中国文化史绝不囿于文献，绝不能局限于文化哲学的范围，而是自有更宽广的天地。这是启牖我日后走上要从物质和艺术文物等诸方面，要从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环境，去认识中国文明的途径。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开窍。我们检阅沈老的着作，自五十年代，他已不断着文倡导“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时，沈老竭力倡导“古为今用”，要让文化艺术普遍深入社会大众，以让传统文化艺术转化成新工艺。他这种种见解，放诸五十年后的今日，依然振聋发聩。与沈老谈话内容虽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护好中国文化，如何令中华文化艺术让更多人认识，一直是沈老所关心的话题。

沈老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学者。大多数人关注他由文学转向学术的理由，但我个人更重视两者间他在思想精神上的汇通：对人的自然生命、民众真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对根植于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艺术的执着。从这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含意。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二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