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沈先生已大力鼓吹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汲汲于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革命。他认为“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强调中国现存的“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这真有卓见。长期以来海内外充分认识到并身体力行的结合文物文献从事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九十年代后，学术趋向丕变，尤其近十年，中国历代流传有绪和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物，到近年才真正调动起来，结合文献作研究；逐渐催生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课题的出现，启动了一场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来临。沈先生能在史学革命之前的五十年主张、倡导，确有过人的眼光和识见。

在西方研究侧重专精的风气下，非正宗出身的沈从文却反其道而行。他注意历史诸事因“不断发展变更，不同事物互相间又有联系”的研究方法，强调要“注意全面性和整体性”。他宣示他自己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这在国内同行中实在还不多。他指出：

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况就明白了。这种做学问弄问题的方法，过去只像是考古学的事情，与别的治文史的全不相干。考古学本身一孤立，联系文献不全面，就常有顾此失彼处，发展也异常缓慢。对于一个文学教授，甚至一个史学教授，照近五十年的过去习惯，就并不觉得必须注意文字以外从地下挖出来的，或纸上、绢上、壁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尽管讨论研究的结合就是那些东东西西。最常见是弄古文学的，不习惯深入史学部和古器物学范围，治中古史学的，不习惯从诗文和美术方面重要材料也用点心。讲美术史的，且有人除永远对“字画同源”发生浓厚兴味，津津于书画中的笔墨而外，其余都少注意。——除书画外，别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工艺美术伟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

沈先生对中国文化艺术有如斯看法，不是基于外在客观研究所得的认识，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是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和对人文化成的人类文明庄严体悟的自然而然的领悟。对于沈从文，早年于文学创作、后期之于文物历史研究，都完全是将个人生命与民族国家命运以至人类远景紧贴在一起的。亦由于他自少亲近大自然，混迹于社会的底层，切身感悟到劳动者的创造艰难和可贵，加上因民族文化和民众文化在西风欧雨冲击下的凋敝，一种强烈的要求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再造、争取低层社会原始自然生命的升华、要恢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渴望，就成了沈从文终身不渝的使命所在。

只有从这里我们才可以理解沈从文，也可以理解沈从文的生命何以前后有文学世界的沈从文和文物世界的沈从文，更可以理解所谓文学世界的沈从文与文物世界的沈从文，其实非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也只有结合文学世界的沈从文和文物历史世界的沈从文，才可以完整和充分地理解作为完整生命的沈从文。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五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