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这次我们都到了镇江，却被小鬼子的飞机和阴冷的秋雨困在旅馆，上不了金山寺，也看不到大娘舅说过的在金山寺脚下岩洞里的那尊矮小且又佝偻的法海石像了。这实在让我们沮丧。

镇江是我们江苏的省会，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在我的记忆里，“万全楼大旅馆”几乎就是关于镇江的全部了。

小娘舅虚岁十三，长我一岁，叫陆鸣芝，也在无锡念小学。日本人来了，战争让我们失学，还要逃难。我们学校的其他许多小朋友也一样，失学，逃难。

在老家的时候，小娘舅和我多次坐船遨游那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的太湖，也到过那不很宽阔，但舟船密集的黄浦江畔，流连于狭仄的“外滩公园”。而现在，我们凭窗眺望的长江，却显得非同一般，父亲说过，去武汉，我们是要坐船沿长江往西去的。这是一条让我们一大家子逃生的大河，所以看着细雨中的长江，仿佛天地之间格外敞亮。

跟父亲一起去买船票的一位是大表兄，我叫他“阿昌哥”，另一位是表姐夫，我叫他“丽清兄”。

随着战线逐渐西移，由上海直接乘轮船逃难武汉的，以及走沪宁铁路乘坐火车到镇江转乘轮船的两类旅客都很多，这时自然都挤在了船务公司的门口。所以父亲和两个哥哥，一直奋斗到第三天，也就是11月16日，方才买得英商“怡和公司”当晚的船票。

父亲最想买的是“招商局”的船票，倘若买不到，才买英商“怡和公司”或“太古公司”的船票；反正坚决不买日本“日清公司”的船票。他说，“现在是举国抗战，日本是我们的敌国，我们宁可在镇江多呆几天，也不能把钱送到日本鬼子手里去。”

父亲思想里的“反日”倾向是非常明显的，早在二十年代，他便是“抵制日货”的积极分子，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在上海南京路领着同学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宣传“不买仇货”，还进入商店一家一家检查。十多年后，日本人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攻城略地杀人放火，那日本货自然更不能卖，也不能买，日本轮船更不能乘了。

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来，列强在华享有种种特权，包括“领事裁判权”和“内河航行权”之类。英美法日等国在上海、汉口、广州等地设立了轮船公司，他们的轮船堂而皇之地航行于长江流域等我国内河。现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已有好几个月，因为交战双方都没有“宣战”，中日之间并没有进入“战争状态”，于是，日本在华的银行、洋行、工厂，包括“日清轮船公司”等等均摆出一副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照样营业，照样搜刮中国百姓的钱。至于为什么没有宣战？我想对日本来说，哪来的宣战理由？因为它是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一边打着，一边还在眼巴巴地等着“国际社会”能出面遏制日本到此为止善罢甘休。一旦宣战，似乎别人就不大好说话了。

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是在1941年美国对日“宣战”之后的12月9日。

父亲揣着船票，赶回来就召集大家马上收拾行李。其实，所谓要收拾的东西，也就是些日常用的杂物，我和小娘舅要做的就是把“军棋”收好。

大家都在屋里坐着，等待船讯。那时候，船到港的时间是很难保证的。

傍晚七点钟，传来消息说，怡和公司的船到了。

因害怕日机空袭，轮船不敢傍拢码头而泊于江心。乘客必须自雇舢板，带着行李摆渡过去登船。找摆渡舢板的事，还得父亲他们去办，我们在岸边等着。

──嗬！江心的怡和轮灯火辉煌，把个三层楼高的船体连同水中倒影，照耀得比白昼更分明，更好看，宛若江面上平添了一幢巨厦。假如要拿小娘舅和我在大渲外婆家看惯了的，航行于太湖南北两岸的，由无锡到湖州的“锡湖轮船”来比较的话，那就真叫“小巫见大巫”了。

这是夜色中唯一的光明，也是我们这些流亡者全部希望之所系。看到了船，母亲脸上也有了较多的轻快和笑容。

弄条舢板比买船票容易得多，江边人家都有小船，也早就候着了，给钱即可。

我们登上怡和轮，时间也就是晚上八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