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我在丽泽门外的老君洞内躲警报时，曾与陈笑尘叔叔相遇。随后他请我到肥腴川菜馆饱餐一顿，并决定为失学中的我进行“补习”。

陈叔叔住在榕湖西北的“环湖酒家”，每天给我讲初一的“国文”和高小的“算术”。他还让我看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些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亚洲内幕》（约翰　根室）

《欧洲内幕》（约翰　根室）

《秘密的中国》（基希）

《上海——冒险家的乐园》（爱密勒）

《日本的间谍》（范士伯）

《国际外交风云人物》（塔布伊夫人）

《二十年的苏联》（沈志远、张仲实编译）

《苏联外交政策研究》（钱俊瑞）

《夏伯阳》（富曼诺夫）

这些书，除了《夏伯阳》是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内战期间的英雄故事外，大多与国际时事有关，对我帮助很大，因为陈叔叔的工作单位是“国际新闻社”，借阅这方面的书很方便。

然而，四月初，由于陈婶病危，陈叔叔匆匆离开桂林，返回无锡老家去了；行前向我姑妈、姑丈道别，还是让我转告的。

但陈叔叔走得合适，因为他喜爱散步，几乎每天都在环湖北路草地一带来回走很久，清明节也不会例外，若是遇上那天日寇飞机的低空扫射，他就很难幸免了。

且说姑丈一家定居五美路之后，到了1939年春天，德明和我的求学问题，自然便摆上了日程。

德明念过初二上，倘要念初二下，须待秋天才有插班的可能性，而且不一定插得进去。怎么办？踌躇之间，忽见报纸上登出广告，谓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俄文专修学校”，即日起在桂林招收第一批学员。

中苏文化协会是抗战初期成立，旨在促进中苏友好与文化交流的民间团体，会址在陪都重庆，会长为中山先生之子，现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秘书长则为曾担任我国驻苏联大使，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的邵力子。可见这个民间团体，有半官方的背景。

德明哥拿着报纸请示他的父亲。姑丈看了广告，不假思索就点头了：“苏联跟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是真心支持我们抗战的。学习俄文很好，很有用处。”

俄文专修学校，全国仅桂林一所，招收成人学员，每周有六个晚上上课，每两年为一期，收费很低。

这样，德明很快就成了俄专的学员，再也不必考虑上中学的问题了。

后来知道，俄专的老师孙亚明先生，是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学俄文，若干学员的思想渐趋“左倾”，即倾向苏联，倾向中共是很自然的。甚至于即便没有地下党员影响，学习俄文也容易“左倾”。

当时，位于桂西路的“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开张不久，除了发行重庆出版的、大后方唯一的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和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之外，还供应延安的出版物和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书刊。德明学习俄文时间不长，他书桌上就出现了来自苏联的俄文报纸，包括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乃至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从这些报纸，不懂俄文的我，也可以不时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照片，以及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老革命家加里宁的照片。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出版有多种中文书籍，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的单行本，以及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有这些书，在扉页的上端，都印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从马恩的《共产党宣言》开始，无一例外。

阅读这类书籍报刊的青年，在某些人看来，属于“左倾分子”之列。其实不过是思想政治上比较进步，或追求进步而已。实际上早在武汉时期，德明和我都已有一定的进步倾向，虽还不如他到桂林念俄文后的自觉和明确。例如，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社会主义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值”，这便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的区别。

德明和一些俄专同学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报，定期切磋讨论。在学习俄文的第二年，他考进了桂林邮局，职称为“邮务佐”，开始在桂东路的桂林邮局本部上班。此前，他已与《新华日报》桂林营业处的经理陈晃结识。当得知该报的发行常遭无理封锁之后，德明便利用自己在“收发组”工作，并作长夜班的条件，为这份中共机关报打通邮路，作出了不懈而有效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