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未成年，又没有念过中学，所以对学习俄文虽很羡慕，却终究“可望不可及”。

抗战时期在桂林，所有小学都是公立的，全部免费，实行六年义务制教育，以住地所在的镇名为校名，我们住地五美路，属于义南镇，我就报考了“义南镇中心小学”的五年级下学期的插班生。

义南镇中心小学的校本部在五美路西端，坐北朝南，距美丽的榕湖很近。小学对面马路的一处院落，是设在南郊风景区良丰的“国立广西大学”的办事处。该校的校车，经常停靠在办事处门外，校长乘坐的小轿车，则停靠在院内。当时广西大学的校长是马君武先生，桂林人，曾经追随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

从西大办事处东行不远，过三多巷北口，即抵达天池姑丈租赁的住宅了。再往东，是一家“伙铺”，也就是价格最低廉的旅店；门楣高处除了“伙铺”二字，还有“招待仕商”的四字广告。不过据我看，进去投宿的旅客，大多属于劳动人民的小商小贩，经济生活相当清苦。因为，他们往往只买烟丝，自己卷着抽，而不买香烟。

姑丈家正对门，是伙铺旅客常去购买烟丝和烟纸的一家杂货店，虽仅一开间门面，但油盐酱醋肥皂草纸以及糕点糖果一应俱全，且生意很好。老板姓陈，他儿子陈世林，是漓江东岸“逸仙中学”的学生，因病休学在家，但每天帮着父亲站柜台。我由于常去购物，跟他相识。

陈世林性格豪爽，乐意接近我这个小他三四岁的下江逃难客，认识没几天，就带着我穿过店堂，穿过大厅，参观内院和他的卧室。我见他有旧小说，便随手翻看，他二话不说，慷慨地让我把一部《七剑十三侠》拿回家看。

就这样，一条五美路的西段，除了义南中心小学校本部，广西大学办事处，伙铺和杂货店各一半外，便全是普通居民户了。然而这样一条和平的居民街，却在1939年初，我们迁入不几天，就遭到日寇飞机的滥炸，毁掉和烧掉了东段的朝北半条街。并且在清明节那天，发生了专门针对老弱妇孺的榕湖惨剧！

但我上课的地方，并非义南小学在五美路的校本部。这里只有低年级，而高年级则在文明路，在象鼻山斜对面，漓江的西岸边，那里是义南中心小学的分部。

这是观赏桂林山水的好地方，漓江与桃花江在此交汇。不过，从1939年夏天起，象鼻山和独秀峰一样，都在山脊上设置了预告敌机将要来袭的标志，到时候悬挂出一个或两个巨大的白布灯笼。从广义讲，这种标志可以警醒市民：不要忘记敌人的侵略，不要忘记我们的抗战。

义南小学的同学，每天清晨上课前，先在操场集合，整队，立正，朝着象鼻山，向着冉冉升起的国旗致敬礼。礼毕，在体育老师的指导下，做十分钟早操。

义南小学的体育老师，大名冯小湘，是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一位浙江籍女士。她讲的“国语”带有明显的宁波口音。当她从点名册上发现我姓“荣”之后，便问是否荣巷人；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就说，她曾经在无锡荣巷的“竞化女校”教过体育。而我堂姐婉英则是竞化女校的高材生，但如今待在沦陷了的上海，并不曾逃难到桂林，——我告诉了冯老师。冯老师思索片刻，似乎在寻觅脑海里有无荣婉英的印象，然后她叹息一声，轻轻点头。

但不管怎样，在同属逃难客的冯老师与我这个小学生之间，便颇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了。

短跑是我在体育方面的强项，但起跑姿势有问题。冯老师发现后，反复加以纠正，并鼓励我参加全市小学生的秋季运动会。

秋季运动会在十月初举行，我参加了。比赛结果，我以优秀成绩获得一百公尺短跑冠军，领到一张印制精美的奖状和若干奖品，为义南中心小学争得了荣誉。

运动会是在桂林市中心偏东的体育场举行的，这个体育场颇具规模，有跑道、篮球场、足球场、平衡木以及沙坑和吊环，西边还有一座可以演戏的舞台。另外，桂林市广播电台的两座无线电铁塔，也矗立在体育场内。

然而，冯小湘老师在义南任教了仅一个学期，便离开桂林，前往桂东的矿区“八步”镇了。但后来，1942年，我通过一位间接的关系寻求职业，收到的复信，意外地竟是冯老师写的。原来她那时正担任着我那间接关系人的秘书，对我的求职问题起到了促进作用。

在义南，我属于“高十二班”。班主任导师姓石，桂林人，也是一位女老师。她教我们“国语”，一口桂林方言，讲课深入浅出，对待学生宽严适度，同学们口服心服，可惜我没有记住她的大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