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日三十年

●1980年　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对新时期北京市的建

设作出了指示

●1985年　北京1949年后最大规模马拉松赛举行

●1986年　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

●1998年　中国宣布不再允许任何形式的传销经营活动，至

此，从1990年中美合资雅芳有限公司将传销引入开始，传销的路在中国走了9年之后走到了尽头

●1995年　国务院原副总理康世恩逝世

北京万人马拉松赛

一个业余选手的马拉松梦

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

第一年他在北京春季环城赛上跑了第十五名，他看见前十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

第二年他跑了第四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三名的照片，他没灰心。

第三年他跑了第七名，橱窗里挂前六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

第四年他跑了第三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一名的照片。

第五年他跑了第一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

那些年，他常和作家史铁生一起在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着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叮嘱：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

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描写的这个人就是1985年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冠军李燕琨。

领奖时为业余运动员请命

1985年4月21日，留在李燕琨记忆中的首都北京，晴空万里，阳光明晃晃的，没有沙尘暴，没有灰蒙蒙的感觉。

已经36岁的李燕琨，当天成为万人马拉松25公里组的冠军，不过当时他的身份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

“您知道吗？中国业余运动员是不能参加田径比赛的。”手里握着奖杯，李燕琨向面前的颁奖老者发问。

“这不可能！”老者的回答斩钉截铁。

“您还是对中国田径运动竞赛不了解，在北京这就是现实。”李燕琨知晓对方的身份，不过他继续说：“比如我，作为业余运动员，成绩已经达标，但不能参加全国比赛，因为我没有注册，不是职业运动员。”

老者一时语塞，脸色并不好看。

站在老者旁边的官员，也受到李燕琨类似质询，官员回答说：“等过几天，我到你的屋里去聊聊。”老者名叫李梦华，时任国家体委主任，而旁边的官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

“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是对于一种体育的比赛形式的呼吁。现在也是这样，有些专业队的运动员，成绩都没有我当时好，照样可以参加比赛，业余的就不行。”回忆起当时情景，李燕琨现在仍忿忿不平。

赛后李燕琨一直在等着副市长到他屋里聊天，但始终没等到。

“红五月”北京迎来万人赛

1984年，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马兰奇向北京市提议以奥林匹克的名义举办一届长跑比赛，但前提是面向北京市业余长跑爱好者。

当时，北京市长跑运动并不少见。1956年开始举办的春季环城赛已经迈进第29个年头，该赛事1989年改为春季长跑赛，从1995年开始又被改为北京国际长跑节，赛事主要面向业余选手。

另外，从1981年开始举办的北京国际马拉松也已举办4届。不过，它主要面向专业选手。

之所以还要举办这样一项赛事，《中国体育报》记者郭博文指出与“红五月”的传统不无关系。

“当时，快五一了，迎接‘红五月’，大家都喜欢制造一些轰动效应。所有的活动几乎都被冠以万人什么什么，例如万人歌咏比赛等。”郭博文回忆，举办这个赛事，当时是为推动全民运动，现在叫“全民健身”，那时还没有这个词。

孩子次日生日支撑他一路领先

比赛那天早上，李燕琨照例起得很早，吃得比平时少，这是他逢比赛日的习惯。穿着上一届获得的一双日本跑鞋，他上路了。

8点整，枪声响起。男子25公里组选手李燕琨率先冲出工体北门。3分钟后，参加男子5公里的选手出发；6分钟后，女子5公里的选手开始比赛；8点13分，男子10公里出发。

每当路过立交桥时，放眼望去，四周全是黑压压的人群。参赛者于全林注意到，有些小青年骑着自行车，在前面给他们带路，不时为他们打气。

“路人向我打招呼，我就举手示意。跑到后来，胳膊都抬不起来了。”李燕琨很怀念当年：“现在体验不到这种状态了。”或许是开始发力过猛，跑到西直门时，李燕琨渐觉体力不支，他心里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跑这么快？”不过，李燕琨脚下的节奏并不乱，他用“跑第一才叫李燕琨，跑第二就叫失败”这样的话给自己打气。

路边有很多年轻的父母抱着孩子，这成为李燕琨的另一个精神支柱。

“我也想着自己的孩子，第二天是他4岁生日，心里美。”李燕琨说。

到后半程时，李燕琨追上男子10公里组最后的队员，参加的老选手开始站到路边为他鼓掌。最后，他冲进工人体育场，跪倒在跑道尽头：李燕琨终于获得第一。

被“文化大革命”斩断的中长跑之路

1966年，体育教师张满友发现，上初三的李燕琨有良好的体质，主动提出帮他进行中长跑训练。1个月后李燕琨在东城区中学生运动会中拿到长跑第一名。通过训练达到田径二级运动员水平的他很快受到了专业教练的关注。

正当他顺利通过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班入学考试时，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袭来，预科班宣布解散，他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

训练荒废了，生活也被破坏殆尽。

1968年，由于父亲是国民党军人，李燕琨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东城分局关了1年，随后被送往北苑“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学就是3年。

1972年7月，结束“学习”回到街道，李燕琨听说北京春季环城赛恢复的消息，心中十分激动，重新开始了中断六年的业余训练。当时的训练方法很简单：每天凌晨4点20分起床，绕北京城跑两万多米，回到家吃过早饭，开始自己蹬三轮的工作。

“那时他总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二十圈，大约两万米。”史铁生在文章中这样描述李燕琨的训练。

1974年开始，环城赛跑的报名表上开始出现李燕琨的名字。但“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仍然受人指摘。

1975年，有人以“文化大革命”那段经历为理由阻止李燕琨参赛，原东城区体委主任李维田据理力争：“李燕琨算不算群众？是群众为什么不能参加比赛？”对方无言以对。那年，李燕琨跑出第四名。

1978年，李燕琨荣获第十五届环城赛跑冠军时，他仍然是一个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