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观察

科学的决策体制是

改革前行的动力

“运十”是不是中国航空人的一个传奇？

在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的话题中，大型运输机的研制，实际上是一个深刻而又沉重的话题，至今也仍然在科技工作者和网络中不停讨论。

那架至今停放在中国航空人脑海中的“运十”，实际上承载了中国科研决策体制和战略支柱产业模式改革的沉重话题。从“运十”下马，到21年后大型飞机项目重新上马，这样的一个过程至少告诉我们两方面的道理。

一方面，任何改革的根本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某种数量或者物质目标，而是要建立一套科学决策体制，最终才能保证持之以恒的改革成果。过去40年中，大飞机上马下马、再上马的过程，实际上是科研决策体系的重复与探索过程。如果缺乏一套科学的决策体制，那么科研和产业投入都容易陷入拍脑袋的进程中，同时也会造成科学家和产业部门对决策体制的不信任。哪怕是正确的决定，也会引发不必要的争论。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现代化速度来源于历史性的补课，也来源于人们高涨的变革热情。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在2年—3年内就开花结果的中国速度。对于那些需要长时间、大投入，甚至是短期内、一任内看不到成果的项目，则往往容易变得浮躁或者失去耐性。大飞机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大型飞机是中国战略安全的基本保证之一。对于任何一个新兴国家来说，市场的开放和体制的变革，并不意味着战略产业的开放，更不意味着战略产业技术主导权的沦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过去的30年时间中，尽管中国民用航空业飞速发展，市场日渐壮大，我们尝试过合作生产麦道飞机，也拥有了自己的伊尔76机队，但是作为一种战略运输工具，中国却一直缺乏自己的大飞机。这种战略运输工具的缺失，直接导致了中国在远程运输和多种延伸产业上的受制于人。而这种局限性，往往需要更大的代价来补偿。

“运十”的决策过程，自然会有历史的结论。但是“运十”30年来经久不衰的话题显示，改革开放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地方。30年后，我们的决策体制有没有形成科学性和耐性，这将是改革长期发展和深入进行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成果也因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改革的最终成果，不是一架飞机或者一种产业，而是中国体制内最深刻的思想变迁。只有思想和体制的变革，才是改革持久前进的唯一动力。

历史不具备可重复性，我们也没法想象假如当年“运十”投产之后，中国的大飞机事业会走向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在改革开放的回顾中，我们永远都有一些可以自豪的，也都会有一些值得遗憾的。当40年的大飞机研制决策又回到起点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庆幸，只要发现了，就还不算晚。或许这也算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成果吧。

□ 周庆安

■ 温故知新

“发展民航买旧飞机不合算”

发展地方航空运输事业，必须坚持积极稳妥方针，以下几个问题应该解决好：

一是地方办民航一定要从客观需要出发，不能一哄而起。航空运输属于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就要求我们要量力而行。1985年初宣布成立或要求成立的有40多家。到现在真正办成的不到四分之一。

二是办公司一定要充分重视飞机造型，搞好机队规划。飞机是航空公司生产资料的主体。飞机选型直接关系到企业经营的成败，不能先买来飞机再考虑开辟哪些航线。购买旧飞机一定要十分慎重。

旧飞机虽然价格便宜，但维修费用高，飞机利用率低，安全性相对较差，其实并不合算。

三是地方发展航空运输，应该根据航线网的规划确定机场的布局和建设规模，不要盲目地追求大机场，停放大飞机，开辟国际航线。有的城市可能将来航空运输要有大的发展，但目前运量不大，也可采取分期建设的办法。凡有旧机场可供改造，或军队机场可供民用的，一般不宜新建机场。

四是不论航空公司还是机场，都必须坚持“安全第一”。而保证安全的关键，在于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才。

摘编自

1990年2月15日第5版

大型飞机

简而言之，是指起飞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运输类飞机，包括军用、民用大型运输机，也包括150座以上的干线客机。由于各国航空工业发展水平不一样，在我国150座以上的客机被称作“大型客机”，100座以下的叫做“支线飞机”；而国际航运体系习惯上把300个座位以上的客机称作“大型客机”。

■ 那时流行

倒卖国库券

流行时间：20世纪80年代末

流行指数：★★★☆☆

“高价收购国库券……”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许多街巷尤其是在一些县城、企业，时常能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他们低买高卖，从中牟利。

中国于1981年第一次发行国债，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其流通性不够，发行并不顺畅。不少地方政府以党性为号召，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政府和企业甚至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

1988年，国库券允许上市流通交易，但在当时，只有大城市有交易点。渐渐地，一些有资本意识的人便穿梭在大城市和小城乡村之间，收购国库券再卖出去。

严格来说，这种交易在当时属于法律所不允许的“黑市”行为，不过也成就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据媒体报道，上海的“杨百万”，其第一桶金便掘自国库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