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一位贫穷的江南学子吴晗考入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他向当时的文坛泰斗胡适之先生请教，今后他攻读哪一个研究方向为好？胡适之先生建议他专攻明史，从资料的搜集、鉴别、分析入手，再对明史进行透彻的了解、分析和评价。为什么胡适先生要叫吴晗先生关注和研究明史呢？因为，明史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很具有典型的意义。明朝的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伦理史、农民史和文学史等都非常有特点，可以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文化的浓缩的样态。吴晗先生最终在明史研究上独树一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近些年，明史又成为了文化热中的一个热点。一批著名的学者推出了一些超越前人的优秀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从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的角度着眼。研究明史还有没有新的领域或新的角度呢？肯定有。后现代主义哲学就认为，人文学科就是在不断的阐释中发展的，人类文化的传承就是以“延异”（difference）的方式进行的。

20世纪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福柯就说过：对于一个对象，阐释的角度越多、层次越多就越接近事实的本真。这就是主张：面对任何一种历史的社会的现象、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进行多学科的、多层次的，即多元化的研究和解读。多元化的研究不仅仅是指研究视角的多元，而且也指价值体系上的多元化。对于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绝对不能仅仅限于一种价值体系，如果，只局限于一种价值标准，并且把这种价值标准惟一化、绝对化，这就是学术上的独断论。人文学科中的任何一种独断论，都具有鲜明的“时限性”，它只能是某一时期的“霸权话语”。

人文学科只有采取多元化的研究，才能避免过去那种僵化的、霸权话语式的、独断论式的研究。我们认为，如果从美学的角度对历史上的人物加以透视和解读，无疑将获得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见解；揭示出一种一向不为人所注意的内在的隐秘。

明朝末年的中国，真是一个百色杂陈的大舞台，有无数的人物在这历史的舞台上先后闪现，不断地演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生戏剧。其中既有喜剧，又有悲剧；既有正剧，又有荒诞剧；既有怪剧，又有闹剧。以前的史家对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主要是放在政治和道德伦理的平台上加以剖析，很少有人从美学的角度对历史人物加以分析和评价，更没有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对历史上的悲剧人物加以审美的透视。选择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去透视和分析历史上的悲剧人物，本书选择了美学的悲剧理论的角度，来透视明朝末年的大悲剧。这就是本书的新颖性和独特性。

本书的研究角度和创新性就在于：从悲剧美学的基本原则出发，用美学悲剧性的眼光去观察和透视明朝末年的悲剧人物，具体地揭示这些悲剧人物的悲剧性是什么？他们是怎样陷入悲剧的绝境之中的？他们为什么会遭遇到悲剧性的毁灭？是哪些主观的因素和客观的因素决定了：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而不是别人陷入悲剧的境况之中？从悲剧美学的视角看，如何评价他们的美与丑？

如何从悲剧美学的角度去透视明末的悲剧人物呢？本书立足于悲剧的基本理论上，围绕悲剧美学的重要范畴去透视和解读这些悲剧人物。例如，悲剧人物具有哪些特征？什么是悲剧性冲突？它同生活中日常的冲突有什么不同？为什么悲剧冲突必然要导致悲剧性的惨烈的结局？本书通过这些视角，去具体解读这些人物的悲剧性。

悲剧人物是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好人、坏人、善良的人、凶恶的人、反动的人、革命的人都可以是悲剧人物。但是，好、坏、善、恶等都只是政治上或道德上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审美判断。

悲剧美学只关乎于悲剧人物的人生的境遇，只关乎于人的命运和人性，只关乎于他们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或死亡时的态度。美学是审美学，就是研究人们对一切对象进行审美欣赏和审美评价的学科。审美主要是诉诸直接的、直观的审美感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审美判断和评价。所以，审美主要是诉诸人的情感的活动。人的情感活动的准则就是对人性判断的准则。审美评价直接面对人性，面对人生。人性决定了人们追求任何事物都要对人有益无害，这有益无害的事物就是符合人性的，是肯定性的人性；人类都反感对人类自身生命的戕害。对那些戕害别人生命、侵害别人生存的行为，往往采取否定的态度。所以，从人性的角度切入，才能解释悲剧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才能对他们进行审美的评价。

明朝末年，各种各样的悲剧人物悉数登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人生境遇都不相同，他们陷入悲剧的原因和方式都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悲剧性的结局也不相同。这些悲剧人物在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和毁灭时的态度也不相同。有的悲剧人物面对人生的苦难或生命的毁灭，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殊死的抗争，最后都以惨烈的死亡为结局。例如，明末时期的僭臣魏忠贤、崇祯皇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反复无常的吴三桂等人，他们的毁灭与悲剧的抗争精神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和震撼力。在他们身上都闪现出了悲剧的抗争精神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