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中庸》原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四十二篇和第三十一篇，篇幅都很小，《大学》1742个字，《中庸》3545个字。但由于宋代以后它们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后人对于它们的研究也就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但遗憾的是，研究越多，问题也就越多。特别是这两篇文章产生的时代与作者，更是莫衷一是，说法不一。不过，《大学》与《中庸》的产生时代与作者，我们可以从《礼记》的研究中得到线索。

《礼记》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根据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的看法，《小戴礼记》似乎是《大戴礼记》的选本，所以两个选本没有重复的篇章。现有的《大戴礼记》是《小戴礼记》选剩下来的那些著作。一般所说的《礼记》就是指《小戴礼记》。近代大多数学者认为《礼记》二十卷四十九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但成书在汉代。首先，该书四十九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十七篇之多。其次，《礼运》篇中反映出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再次，《大学》、《中庸》和《学记》三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最后，《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区别，对研究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礼记》初无其书，它确实是汉代发现的几批儒家文献的汇编，其中有一半内容解释《仪礼》，一半内容属于儒学通论。但对许多学者关于“《礼记》成书于汉代”的主张，我们认为这种论断并不等于《礼记》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汉代人所写，只能说是汉代人完成了现在通行的《礼记》定本。由于《礼记》是一种类似于现今论文集性质的著作，所以其中选文的时代界定，就变成了一项十分艰巨的文献考辨工作。所以学术界只好笼统地说，《礼记》是先秦儒家学术论文汇编，非一人一时所著，它包涵了从孔子直到孟、荀各家各派的论著，其中皆为孔子七十子后学所记，内容相当庞杂。大多写就于春秋战国时代，文中反映的基本内容多系先秦古制，其中录有一些孔子言论或其弟子对孔子思想真谛的发挥，即使有个别篇章是秦汉儒生所撰，但其基本内容也都是对先秦古制的追记，书中包含着古代礼制和当时社会生活情景的内容。我们认为，这些篇章处处体现出春秋战国时期宗法制的原则和精神。

特别是《郭店楚墓竹简》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相继面世，给先秦思想的研究带来新的曙光，并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礼记》中的主要文章写成于战国时代的观点。郭店简和上博简第一册中都有《缁衣》，且与今本《礼记》中的《缁衣》大致相同。上博简第二册中的《民之父母》，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大体相同；第四册中的《内礼》，与《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内容相近。此外，上博简中还有一批在内容和形式上与大小戴《礼记》相近的作品，如第二册中的《鲁邦大旱》、第四册中的《相邦之道》，都与大小戴《礼记》中那些记载孔子应对弟子及时人的文章相近。这些出土竹书的数量与大小戴《礼记》现有文章相比，虽然所占比例较小，但足可窥一斑而见全身。这些文献的出土对某些学术定论——诸如认为大小戴《礼记》作于秦汉时代——提出了挑战，它们表明像大小戴《礼记》中的文章完全有可能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之后虽然经过了秦汉儒生的润色加工和部分的附益，但其材料的性质没变，主要反映了春秋末年到战国中后期的儒家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