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清了《礼记》的性质与成书年代，就可以明白《大学》和《中庸》的作者与思想内容等相关问题。

按照宋代以后比较通行的朱熹的观点，《大学》一般被认为由两个部分组成：开头“经”一章和后面的“传”十章。“经”的部分是“孔子之意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述之”。这里提到的曾子，名曾参，是孔子晚年的学生，认为“忠恕”是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曾子以“孝”著称，注重修身，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孔子逝世后，统领一方，弟子较多，后被尊称为“宗圣”。孔子的孙子孔伋，也就是子思，相传就是跟着曾子学习的，并完成了《中庸》的写作，后被追封为“述圣”。这种说法，是汉代的司马迁、郑玄传下来的，但清人崔述则断言“《中庸》必非子思所作”。冯友兰则从《中庸》的内容和文体两点出发，认为《中庸》的中间部分多言人事，文为记言体，似为子思所作《中庸》的原貌；而首末两部分则论及天人关系，文为论著体，乃后人所加。应该说《中庸》从子思之文到收入《礼记》，再到宋人的解说，最终由朱熹从《礼记》中抽出重新校定章句，并加以注解成为《四书》之一，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学》有所谓“古本”和“通行本”之别，其实中间文字的差别不大。主要的不同，是朱熹觉得“古本”中有些地方不够通顺而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其实这种文字方面的调整，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兄弟都做过相应的尝试。他们对古本《大学》文字顺序进行调整的原因，主要就是觉得中间的文字可能有所佚失，一些地方读起来颇为费解。特别是经过朱熹的调整与解释，新本《大学》更能反映儒家的基本精神，而且文字通顺，思想鲜明，逻辑结构清晰。后来又经过元朝帝室的推崇而成为科举教材，逐渐成为权威的“标准版本”而流通于世。朱熹注本十分普及，而且影响巨大，以至于后来出版《礼记》的时候，《大学》和《中庸》往往被省略，留下的篇名目录中，辅以“大学章句”或“中庸章句”了事，正文中大多不再单独排印。

通行本《大学》的内容，通篇贯彻一个中心思想：修己以安民，也就是把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熔为一炉。个人的道德修养，不仅是每一个“君子”做人的本分，而且也是每一个“君子”实现自我价值、施展个人抱负的基础。道德论与政治论的有机结合，后来更被简化理解为“内圣外王”四个字。这种思想，在《大学》开篇第一段，也就是被称为“孔子之意”的一段话里，被表述为“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者被称为儒家的“三纲领”，后者被称为“八条目”。就“三纲领”而言，“明明德”是对自己，彰显自己内在的光明德性；“新民”是对百姓，要把自己身上内在的光明德性外化为具体的社会实践，在统领管辖的范围内移风易俗，提升社会文明。“止于至善”则是强调“明明德”与“新民”的奋斗目标。《大学》后面所谓“传”的部分，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上述“三纲八目”展开的具体阐发和论述，特别是“诚意”、“正心”以至于“修身”，强调不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更认为“修身”之后，方可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方面，《大学》论述得颇为详细。关于《大学》的中心思想与结构，可以用下表简单概括：

至于“诚意”、“正心”的依据何在，也就是“格物”、“致知”的内涵如何？格物与致知之间、致知与诚意之间的关系如何，《大学》中并没有进行清晰地说明。朱熹也觉得颇为困惑，于是根据程颢、程颐的思想补写了一段。但朱熹补写的“格物致知”的意思，宋明理学的痕迹太过明显，显然不符合《大学》原文的一贯思想。我们认为，《大学》中缺少对格物致知的详细说明，是由《大学》文本的特点决定的。因为格物与致知之间的关系，涉及认识的来源问题；致知与诚意之间的关系，更是涉及道德的来源问题。认识的来源与道德的来源，恰恰属于哲学所谓的本体论思考的范围。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儒家政治论文《大学》关心的核心。

担当上述使命的，正是儒家的哲学论文《中庸》。《中庸》版本的前后变化不大，其中心思想正是论证认识和道德的来源问题，论证儒家所倡导的理想人生的合法性问题。衡诸中外思想史，这个依据大多都是人之外的天道。但大多数思想本之于天人二分的对立思维，将外在的力量神圣化、绝对化，从而产生了类似于上帝的至上神灵的观念。以《中庸》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则是本之于天人合一的圆融思维，将外在的天道人间化、相对化，在天人之间架构了一座彼此相通的桥梁，从而强有力地压缩了外在神灵的存在空间，不仅较为彻底地贯彻了早期儒家形成的人文主义精神，而且也使得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更为丰富和完善。《中庸》所架构的这座天人相通的桥梁，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诚”。《中庸》中的这个“诚”字，不仅具有“天道自然”的本体意味，而且也具有“天道无私”的道德诉求。但是，生之为人，难免有私心杂念，难以达到“天道无私”的高度，所以“修身”也就变得异常重要。《中庸》中所谓“诚者，天道也；诚之者，人道也”，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意思。但“修身”并不是“出世”不作为，而是要在百姓日用之中成就这个伟大的道德事业，所谓“道不可离”，也是“中庸”的应有之义。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中庸》开篇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