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

从安多弗毕业仿佛就像脱下了紧身衣。在大学里，我的原则还是大家都信奉的那句老话：拼命地学，痛快地玩。学习的确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我更擅长于玩。我加入了德尔塔·卡珀·爱普西伦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 Fraternity），参加橄榄球比赛和校内体育活动，开车去女校找乐子，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朋友出去玩。

我生性好玩，这有时会让我忘乎所以。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去普林斯顿大学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客场作战的耶鲁大学队获胜。我欣喜若狂，在不少酒精的刺激下，我领着一帮人冲进场地，拉倒了球门柱。看到这一幕，普林斯顿的球迷们可并不觉得有趣。我坐到了球门横杆上面，一个球场保安立刻把我拉了下来，然后拽着我穿过比赛场地，把我送进了一辆警车里。耶鲁的朋友开始拍打车窗，并叫道：“放了布什！”

我的朋友罗伊·奥斯汀，耶鲁足球队的队长，来自圣文森特岛的大个子，感觉情况不妙，于是大喊着让围在车边的人们都挪开，自己跳进了车里，和我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我们被告知立刻离开普林斯顿校园，再也不能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重返普林斯顿。而罗伊则继续在打磨他的外交手腕。40年过去了，我任命他为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大使。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我对于成为校园政治家没有丝毫兴趣。但是我偶尔也会接触到校园政治。在我读大一时的秋天，父亲和一个名叫拉尔夫·亚伯勒的民主党人竞争参议员的职位。虽然父亲获得的选票比得州历史上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都要多，但是总统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在全国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难以让父亲望其项背。在选举结束不久，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在耶鲁的旧友，耶鲁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我本来指望他能够给我些许安慰的话，但是他却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的父亲“被一个更优秀的人击败了”。

他的话对于一个当时年仅18岁的孩子来说不亚于一记重拳。30多年后，陈年旧事见诸报端，为此，科芬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他当时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他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歉意。我接受了他的道歉。他自以为是的态度让我初次领教到了大学教授言论的刻薄。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许多大学教授都对我进行过尖刻的批评。

耶鲁是个好地方，它让我自由地挖掘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学校，我选修的课程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天文学、城市规划、史前考古学、西班牙文学名着，还有我的最爱之一，日本俳句。我还选修了政治学和大众传媒，后者的课程重点是研究大众媒体的内容和影响。最终我在这门课上只拿到了70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总是磕磕绊绊。

我最酷爱的当属历史，因此我选择了历史作为我的主修专业。我非常喜欢听约翰·莫顿·布卢姆、加迪斯·史密斯和亨利·特纳等教授的讲座。其中一门历史课程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我的生意”，斯坦利·梅伦教授总喜欢这么开玩笑道。在学到网球场宣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的崛起的时候，他的讲述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受到大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思想就被抛弃了，这让我感到很是震惊。

让我最难忘的课程之一是苏联历史，授课老师名叫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来自民主德国。莱昂哈德先生童年时期逃离了纳粹德国，在苏联长大，他的母亲在斯大林时期被逮捕。他原本准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可最终却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浓重的德语口音描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各种情形。在听过他的讲座之后，我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这门课程介绍了自由与集权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我终身关注的重点。

到了大四，我选修了“美国演讲历史与实践”，授课老师是罗林·G·欧斯特魏斯。我们阅读了大量美国演讲名篇，从殖民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激昂的讲道到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珍珠港遭袭后发表的《国耻日》。我惊叹，语言塑造历史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的课程论文是分析佐治亚记者亨利·W·格雷迪关于新南方的演说，并起草了一份四分钟的演讲稿，提名波士顿红袜队明星卡尔·亚斯特任布斯基为波士顿市长。欧斯特魏斯教授教会我们如何组织一篇演讲稿：开头，三个主论点，结束语，以及结论。我一辈子都牢记他教给我们的演讲框架，也把它运用在了我的好多演讲当中。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证明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比起教授们的课堂教学来，我觉得我的学习更多来源于实践。约翰·莫顿·布卢姆教授有一次被问道，对于他的名人学生乔治·沃克·布什，他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我完全不记得我曾教过他。”但是我却记得布卢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