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那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在我大四那年的４月遇刺身亡。随后芝加哥和华盛顿爆发了种族暴乱。在毕业典礼举行前的几天，我和几个朋友驾车从纽约上州回学校，在路上，我们听到广播报道罗伯特·肯尼迪遭枪击身亡。车里大家都一言不发。我们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几年的耶鲁，民权话题主导了校园的讨论。在我们大四那年，另外一件事让我们神经紧绷。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总统启动征兵制。我们当时有两派意见：要么应征入伍，要么想办法逃过征兵抽签。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我要参军！我的父亲曾为国家作出了牺牲，作为他的儿子，逃兵役是一种耻辱。

虽然我对于战争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总体认可。我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约翰逊政府那帮执行战略的人表示怀疑，但是我认可战争宣称的目标：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大四那年秋天，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征兵站，看到站口窗户上贴了一张飞行员的海报。驾驶战斗机是一个不错的服役方式。于是我向征兵人员进行了登记，并拿了一份申请表。

当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对加入空军感兴趣。父亲把我推荐给了一个叫锡德·阿杰的人，他以前是一个飞行员，与航空界保持着良好联系。他建议我考虑加入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那里有一些飞行员的职位空缺。和其他常规的警卫队队员不同，飞行员必须完成一年的培训，接受６个月的专业指导，然后定期进行飞行实践，保持状态。

我对成为警卫队飞行员充满了兴趣。在那里我会学到一门新技能。如果国家需要，我将奔赴战场，如果不需要，我就有很多灵活的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当时，我并不打算确定一份事业。我打算把毕业后的第一个１0年用于探索。我不希望被束缚。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兴趣，我就去尝试。如果没有兴趣，我就接着探索。

我的暑期打工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1963年，我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养牛场打工。工头名叫瑟曼，头发半白。对于那些他认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总是说：“只会读书，不会干活。”我决心不让他也这么看待我。还有几年的夏天，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海上钻井平台工作过，在证券公司的交易桌前工作过，在一家西尔斯·罗巴克零售店当过体育用品销售员。一路走来，我见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牛仔，卡真人卡真人（Canjun），路易斯安那土着。——译者注，石油钻井工人。我一直都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接受的是两层教育，一层来自优秀的学校，一层来自扎扎实实做事的人。

1968年秋天，我在佐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报到，接受飞行员培训。起初，有１00来个学员参加培训，到毕业时，只剩下了约50个人。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层层淘汰选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学员，他首次驾驶赛斯纳172飞机回来之后，脸色看上去跟他的飞行制服一样绿——他把午饭吐出来的那一部分的颜色除外。

起初，我在空军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指导员可以觉察出学员的紧张情绪，他不会语气柔和地给你鼓励和安慰。在我初学飞行的一次课上，他突然从我手里抓住了操纵杆，使劲往回拉，使飞机失速。机首上扬，机身震动。然后他又前推操纵杆，机首回落，飞机恢复正常状态。指导员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失速改出。他看着我说道：“小子，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你必须学会控制飞机，而不是让飞机控制了你。”

我认真记住了他的意见，苦练并最终掌握了飞行的基本要领，包括翻筋斗、滚桶和仪表飞行。当父亲向我授予军衔的时候，我感到了莫大的成就感。在飞行学校完成基本飞行训练后，我来到了休斯敦，在埃灵顿空军基地学习驾驶F-102战斗机。F-102是单座、单引擎的空中拦截机。在你滑行到跑道末端，打开加力，感到引擎发力的关键时刻——无论你的资历多么深厚，你必须全神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