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米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园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周，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第47页)

它将是世界上最特殊的公园之一——一个全长达3975公里的立体环城公园!(并附图)(第63页)

然而，急速前进的历史和城市首脑的匆忙决策，彻底淹没了梁先生热情的建议和童话般的憧憬。有一天，梁先生从城内开完会回到系里，谈到了北京市负责人的话：“谁要是再反对拆城墙，是共产党员就开除他的党籍!”从此，反对的意见，美好的建议，都沉默了，举世无双的城墙和城楼，也就慢慢地被拆光了。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继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梁先生早把自己的生命和情感与北京城融合在一起了。他为之奔走呼号，为之陈情请命的古都北京，作为一个整体，是保不住了，最后，连城墙城楼也保不住了，就连反对的意见也不能说了。但是，他最后还剩下“喊痛”(剜肉切肤之痛)的权利和机会——这在当时，的的确确是一种难以听到的、非常勇敢的声音，一种在继续“反对”的呼喊。

然而，梁先生也许没有理解：整个儿的一座两座古城，在即将落下炸弹之前可望得到保护；一个伟大的文化古都，在攻城的炮弹尚未发射时可以获得关怀；而一线城墙，却连“保护”的意见也不能再说，只能眼巴巴看着它在和平时期里彻底地消失。

历史过早地为梁先生铸就了这缄默的雕像。

当人们争先恐后在梁先生铜像前面照相留念时，在熙攘嘈杂中，在闲聊中，在不到十分钟时间里，就有两位朋友直着嗓子对我说了同一内容的话：北京市某位负责人引咎辞职，“北京不会再盖那么多大屋顶了”。这时人们已经忘却五十年代中期批判建筑创作中的复古主义的情景和当时梁先生的处境。因为人们明白，近年来北京建设中空前繁荣兴旺的大屋顶，已经跟梁先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北京所提出的“维护古都风貌”和“夺回古都风貌”的方针及其具体操作的直接后果。

今年年初，首都举办了一个以“夺回古都风貌，繁荣建筑创作”为题的建筑设计展。门口的观众留言簿上，写得最多的是对大屋顶大肆泛滥的不满和质问，跟展览会举办者对许多盖着琉璃瓦大屋顶和皇亭子的星级饭店之类所加的“民族传统、地方特色、时代精神”的赞语唱反调。继续参观，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少建筑物的“原始方案”和“实施方案”同台展出：前者是一些平顶的比较现代化的建筑，后者却一律被不问情由、不问造价地扣上大小不同的琉璃瓦顶子。就像作家写的小说，被硬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建筑创作的成果被篡改了，建筑师任何新的探索和对建筑艺术形式的任何新的追求，以及建筑创作中的科学、民主和自由，统统被压制了——这些从建筑创作过程以外强加的东西!

从五六十年代拆城墙拆城楼，到八九十年代大盖假古董伪劣大屋顶，一个是拆除古迹，一个是假造旧貌，是两个不同的事体。但都发生在同一个城市中，并且同样以不准反对、不准异议的独断方式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