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当北京提出“维护古都风貌”的方针并且把这个任务落实在新建筑的大屋顶上时，我曾在《北京日报》上写道：“古都风貌，旧梦难圆，时代风采，势所必然。”多年的实践表明，在城墙已经拆除之后，在日新月异、万象更新的现代首都，凭借高楼上那些重复出现的，或由名师精雕细刻，或由外行者粗制滥造的大大小小的琉璃瓦顶子，怎可能“维护古都风貌”呢。到了去年，由于“维护”不成，北京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口号。具体而明白的动作，还是老办法，给新建筑戴瓜皮帽。然而，不管如何“下工夫”，也不管如何“夺”法，例如，再盖他一百个仿故宫，一百个仿天坛，一百个大屋顶、皇亭子，它们大概只能对故宫、对天坛起干扰、压抑的作用，而我们伟大首都的现代发展，是绝不会再返回到“古都风貌”去的。我在自己主编的《世界建筑》杂志上批评说：“我们的一些指挥、指导首都建设的同志，为人民为国家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他们不愧是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但当他们提出要以今日的建筑去‘维护’和‘夺回’古都风貌时，在这一件事上，他们却似乎变成了唯心主义、主观主义者。”

这些批评的文字，多么孱弱无力。而行动的批评和批判，却要坚决、有力得多：

五十年代，批评建筑中的复古主义和资金浪费时，几个正在施工的大屋顶霍然中止，被大大简化或干脆改成平顶；苏联老大哥当时做得更绝，那些在斯大林时代因大搞复古建筑而获得殊荣的建筑师，被赫鲁晓夫收回了所得的勋章；近日，听说北京已经有人跑到主管部门那里，要求把正要动工的大楼上的大屋顶删去。用盖大屋顶的钱，至少可以多建一两层楼。

青年时代的梁思成曾秉承父训，刻苦解读中国建筑史籍中的天书——宋李明仲所著的《营造法式》，并以示国人，进而研究、揭示了以明、清皇家建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伟大成就、创作规律和它的形式与“文法”(一九三二年完成《清式营造则例》一书)。作为学术研究的成果，它们将永葆其价值和光辉。但是，它们却也跟梁先生当年学着苏联人的口气在中国提倡“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主张一起，成了建国初期建筑创作中复古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思想的和理论的原因。五十年代时，北京的老大娘批评说：“共产党不信神，为什么盖那么多的庙?”九十年代的北京青年，对着新建的大屋顶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些封建的手工业的玩意儿!”然而，时隔几十年之后，复古主义在中国建筑中变本加厉，则是梁先生始料所不及。

关于新建筑的创作，梁先生很早(一九三四年)就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告诫人们不要照搬古代的“法式”和“则例”。解放后的建设实践，建筑思想的反复，必然地在把梁先生的建筑思想向前推进。一九六四年三月，他在写给广东省一位干部的信中明白表示，把“清代‘官式’建筑的‘则例’用在南方或者用在‘不摆官架子’的建筑上是不恰当的。……要摆脱那种堂哉皇哉摆架子的模样。”梁先生的这封信，也没有收入《梁思成文集》中。

揭幕式结束了。几个徘徊不去的朋友好像到了这时候才有心思来端详和议论这所在的环境和气氛。梁先生的雕像安放在门厅侧厅的尽端。这侧厅是下沉式的，似乎不是放人物雕像的地方。透视过去，给人的感觉是，雕像像是压在那长长的汉白玉楼梯的下边。为什么不把雕像安放在正厅呢?

也许，到了明年，清华大学(梁先生的母校)建校八十五周年，梁先生创建建筑系五十周年，梁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的时候，人们会把先生的铜像，安放到正厅正中的位置上去。

附记：另外十一座雕像是：毛泽东主席，施滉烈士，马约翰教授，朱自清教授，闻一多教授，吴晗教授，邵逸夫先生，张子高教授，蒋南翔校长，梅贻琦校长和叶企孙教授。十二人中，除香港的邵逸夫先生外，都已成了古人。

原载《读书》199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