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华九十年、清华大学七十六年(一九二五至二○○一年)的历史中，在她的二十四位校长中，梅贻琦当了十七年校长(一九三一至一九四八年)，蒋南翔当了十三年校长(一九五二至一九六六年)，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为卓著的两位。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学生蒋南翔是中共清华大学支部的书记，而梅贻琦到了台湾之后，又当了新竹清华大学校长多年。如今，北京清华、台北清华以兄弟相称互敬，在两岸教育界中传为佳话。

也正是梅贻琦(一八八九—一九六二)的学生蒋南翔蒋南翔铜像(一九一三—一九八八)，曾经在国难当头的时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发出了震动清华园、震动华北、震动全中国的宣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但是，当蒋南翔发出这样的宣言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的“平静的书桌”，不仅有可能被民族的敌人捣毁，也可能被我们自己捣乱。我想，蒋南翔当了清华校长和高等教育部长之后，他主观上还是重视“书桌”的。他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干粮”，也要为学生提供“猎枪”。

“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时，我所在的大学与全国很多大学一样，都停课闹革命。当时闻说清华大学没有停课，作为学生，我真佩服蒋南翔的英明。然而，那时的清华园，果真还有“平静的书桌”吗?

我要说的是，梅贻琦和蒋南翔曾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论述、表达了大学教育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

一九四○年，梅贻琦在转呈当时教育部的文件中指出：“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以同。”“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在《大学一解》中，他说：“……所不可不论者，为自由探讨之风气。……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蒋南翔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写道：“假如说自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学术自由的要求，都仍是我们所始终坚持的。”“一切学术研究，惟有应用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才能获得最高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仍还衷心拥护‘学术自由’的口号。”

做了高等教育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一九五二年，他在就职清华校长的演说中，就当着“一百单八将”(当时清华的教授、副教授们)引述梅贻琦当年就职清华校长时的演说中的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表示他要团结“一百单八将”办好学校的决心。当时，在清华已成为一所“工学院”的情况下，苏联专家还建议把无线电系调出，把清华办成一个“水土建学院”，他就坚决不同意。(而在当时，举国上下惟苏联专家之命是从!）一九五五年，他从国外归来时，曾在私下里表示反对在学校搞“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别人告诉他，这是中央的部署，他才没有公开表示反对。一九五七年，一批学生被打成“右派”，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后来，右派分子遭到越来越严厉的处理，一部分“右派”学生的极其悲惨的命运，可能是蒋校长所始料未及)。“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然而，作为一种大趋势，作为一种已经成为历史的社会现实，梅贻琦和蒋南翔所表述的“独立精神”和“学术自由”，已经离开书桌远去。

新中国成立后，梅贻琦被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中，蒋南翔被否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