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传统和传统解释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西方。康有为曾想用传统解释学故伎来实现“援西入中”，在孔子的旗帜下大量引进西方的政治、思想和文化。但当人们读他的学术著作时，常感到传统的这件旧衬衫怎么也遮盖不住来自西方的肥硕的躯体。传统解释学在康有为那里显出了自己的窘迫。即使如此，本世纪初的激进青年仍不满意于康、梁、严等人的恋旧，断然认为，传统文化已将近死亡，惟有西方文化才能拯救中国。于是，“解释”变成了保守的代名词，“摧毁”成为必不可少的操作。从新文化运动起，批判传统(有时也谈继承)便成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主潮。20世纪初，在哈佛学习时，陈寅恪还认为采用程朱“援佛入儒”的办法可以解救20世纪中国文化危机(参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11页)，但到了20年代后期，王国维自沉之后，他认为中国文化已成“不可救疗之局”(参见《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他的论据是，由于外族侵略导致中国经济之剧变，而文化是依托于经济的。“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撞击，而已消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但是，曾在西方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摧毁”型操作，在中国却有些不灵。这是因为，西方自启蒙运动以降，对立面历次转型之动因皆产生于西方本身，即使有外界文化参与也处于从属地位。而中国用以摧毁自身传统的武器却来自西方，这就不能不遇到民族自尊意识的抵抗。中国有着远比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由此构成了极其深重的民族文化情结，即使是“五四”时代的激进者如鲁迅、胡适等也常在传统文化的某些深层意识面前趔趄不前。应该说，摧毁型操作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进步，其功不可没。但对传统的每一次轰毁，几乎都有“复古”浪潮回应。对传统的轰击到20世纪80年代的《河殇》达到了它的高峰。但作为回应的电视连续剧《渴望》轰动了大半个中国。剧中以坚忍为主要性格特征的传统中国妇女形象倾倒了万千观众，被倾倒者大半属于市民阶层。这一现象使我们意识到，当先驱者们呼啸着大步踏倒传统时，普通的市民们却以非常冷静的态度决定着对传统文化的弃取。联系到鲁迅、胡适、闻一多等学者对传统的双重态度，不禁使我们想到著名的解释学家伽达默尔说的：“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Vorgegenstand lichend)行为，以至于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379页)

特别应该说明的是，“五四”时代的激进派尽管对传统文化曾说过一些决绝的话，但事实上并没有全盘否定，胡适当时就试图兵分两路的：一方面提倡白话文，一方面要“整理国故”。整理的方法叫“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谓“小心求证”，胡适明确指出即使用“训诂方法”，其目的在于扫荡覆盖在经典文本上的历史迷雾，还其本来面目。这恰好符合解释学的宗旨。激进派沿此取得重要实绩的是顾颉刚编撰的《古史辨》和闻一多的《古典新义》。冯友兰称他们为疑古派。疑古其实也是一种释古，只是带有更多“六经注我”的色彩，他们在阐释传统方面的贡献是不在“我注六经”者之下的。

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由于经济制度剧变而使陈寅恪对传统感到悲观的话，那么，80年代末，同样是经济因素使人们看到了传统的新的生机。这就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它使人们看到区别于西方的另一种现代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汉文化传统仍占有它的一定地位，甚至是相当重要的地位。西方分析哲学的走投无路，使人们寄希望于东方的综合哲学，学者们关于21世纪东方文化将要复兴的论断也并不像20世纪初梁启超的预言(参见《欧游心影录》)那么显得缺少根据。

当然，即使对传统估计最高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传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存在。它必须改变、转型。因此传统解释学就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冯友兰乃至闻一多、朱自清以及海外新儒家所做的工作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兴趣。特别是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从哲学、心理学和情感世界的深层沟通了中西文化，在中国经典与外国多种文本的相互参照中开出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正像物质生产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一样，精神生产的目的也只有一个即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最大需要，别无其他。传统文本还能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营养?传统解释学还有无存在的价值?答案均在于此。我们无法概括出现代人的精神需要，但20世纪大师级学者们所作的工作却使我们产生信心，并对上述两个问题作出肯定的答案。同时还要补充的是，在对传统的重新解释的过程中一定会诞生中国自己的现代解释学。

1993年11月初稿于香港中文大学

1994年10月改毕于北京清华大学

中西会通及其三种操作

自19世纪末以来，在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上，就理路而言，可以概分为两路：一路曰两极对抗式，不论“全盘摒西”还是“全盘西化”，均属此路；另一路曰会合变通式，不论对中、西文化评价如何，只要主张择善并用者均属此类。两种理路同两种哲学相关，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辩证法和以“中庸”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

“会通派”的哲学基础与中庸

“会通”一词，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韩康伯注疏曰，“会通”即“会合变通”。至今《辞海》中“会通”条仍取韩解。朱子对“会通”的解释稍详：“‘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碍处，如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朱熹又曰：“会而不通则窒碍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亦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转引自《周易会通》，〈元〉颜真卿撰，上海古籍出版社，462页)从方法论的角度看，“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

“会通”的方法与西方流行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明显区别是： 黑格尔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实现事物的转化，而“会通”则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