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辩证法强调对抗，而“会通”强调“中和”。《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张其昀在《中国与中道》中说：“中国人可谓极富弹性，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趋极，有节而不过度，不可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顽固，而诸多似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皆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熔于一炉。”(《学衡》杂志第41期，中华书局)

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是客观存在。就文化而言，如果不否认它同意识形态的联系就不能否认对抗和斗争的存在。即使非意识形态的部分也会有对抗存在，如陈寅恪就讲过基督教不敬祖先乃为中国传统所无法接受(参见《吴宓与陈寅恪》)。但是，文化问题确实又是错综复杂的。就中西文化关系而言，既有对抗性的存在又有大量的非对抗性存在，原因在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同时，非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化为对抗(如民族习俗的差异在一定条件下诱发民族战争)；而对抗性因素又可以转化非对抗；形式上的对抗中可能包含着非对抗的内涵，形式上的非对抗中又可能包含对抗的内涵。如果采取简单化的方法处理，往往会犯错误。中国传统的中庸理论由于未论及对抗的存在，常流于圆滑，如乡愿者流。但不可否认，以中庸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学术在如何处理非对抗学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在对抗性矛盾中寻求非对抗因素、通过解释学的技巧“化腐朽为神奇”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20世纪的“中西会通派”在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方面显示出博大的胸怀和高度的智慧。时下的西方盛行的多元对话理论，从哲学上讲与“会通”派如出一辙。认真研究“会通派”的学术成果对于创造未来世纪的新文化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