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学者认为，古典主义时代已经终结，现代属于浪漫主义。近年西方若干传统复归的文化现象表明，这一结论未免下得过早。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释古学的逐层深入并不意味着前几个层次的过时，对政治历史的阐释、传统道德的弘扬仍为时代所必需；想象力的张扬和实证逻辑的严谨仍同是推进释古操作的要素。古典释古学与浪漫释古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会并存，相撞相融，合舟共济，推动传统的转化与再生。

释古与清华学派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

1988年，清华大学举行“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作为朱自清先生的弟子，王瑶先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以清华中文系之复建为由头，提出“清华学派”问题，有关原话如下：

第二件事情是清华大学又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这也是值得欣慰的。现在全国新成立了许多大学，为什么清华中文系就该取消呢?应该看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有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成就和贡献，是和朱先生的心血分不开的；朱先生当了16年之久的系主任，对清华中文系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朱先生在日记中提到要把清华中文系的学风培养成兼有京派、海派之长，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微观与宏观相结合；既要视野开阔，又不要大而空，既要立论谨严，又不要钻牛角尖。他曾和冯友兰先生讨论过学风问题，冯先生认为清朝人研究古代文化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以后的学者是“疑古”，他们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采取第三种观点，要在“释古”上用功夫，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研究者的见解或观点尽管可以有所不同，但释古与清华学派都应该对某一历史现象找出它之所以如此的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解释这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学风大体上是贯穿于清华文科各系的。朱先生在中文系是一直贯彻这一点的。清华中文系的学者们的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的谨严、开阔的学风的。这种特色也贯彻在对学生的培养上。清华中文系不但规定必修第二外国语，而且还必须要学一门欧洲文学史，这是由西方文学系的外国教授讲的，要求很严，但是朱先生坚持必须学习。关于“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课程，也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设的，由朱先生自己讲。他强调要适应我们的时代发展。比如新诗，人们说是欧化的产物，朱先生说是应该叫做现代化，因为诗要发展就必须现代化。新诗不是借鉴历史来的，而从欧洲来的，和过去的诗体变化不同，但它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清华中文系的许多学者都强调时代色彩，都力求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而不仅仅停留在考据上，这个学派是有全国影响的，在社会上发生了很大的作用。解放以后，北大教语言学的王力先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余冠英先生、俞平伯先生，一直到台湾大学的董同和先生、许世瑛先生，都是属于这个系统的，它的分布面相当广。清华中文系的成就和特点都是和朱先生分不开的。……现在清华中文系又成立了，我觉得应该继承过去的传统和成就。这些成就是和朱先生的努力分不开的，因此，对其成立我表示欣慰。(摘自《我的欣慰与期待》，《文艺报》1988年12月6日)

当时我也在座，听了先生关于“清华学派”这段话，觉得很震动，也很陌生，甚至怀疑先生不过是随便说说。但我又深知王瑶先生一贯治学严谨，在整理讲话稿拟在校刊上发表时，未敢漏掉这一段，但又自忖送王瑶先生审阅时先生多半自己会删掉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返回来的稿子中，有关“清华学派”的部分王瑶先生不仅未删，而且将整理稿中讹误、漏掉部分一一加以订正、补充，并自己重抄了一遍。后来这个讲话在《文艺报》上全文披露的过程我不清楚，但我想，将如此重要的一个学术问题公诸于全国文学研究工作者之前，一定是征得了先生的同意的。先生讲话中谈到冯友兰、朱自清关于清华学风的文字，我也陆续找到。可见，王瑶先生提出“清华学派”问题，不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查阅了有关文献，作了一番“考证”的。事实上，这个问题早在1985年纪念闻一多先生逝世40周年的会上先生就谈过：“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闻一多研究四十年》，清华大学出版社，140页)可见王瑶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索至少已有三四年之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