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浪漫释古派的劲旅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派。胡适就训诂方法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第一次肯定了想象力(假设)在释古学中的重大作用。E·希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说：“想象力是一种真正的克里斯玛天赋，是宗教创始人、先知、伟大立法者、企业家、发明家、科学家、学者和文人骚客以极其相同的方式具有的。……虽然魄力、记忆力、刻苦和数理天赋都是必需的，但没有想象力，提供信仰型并控制行动环境的诸传统的重大变革就不可能实现。……想象力是诸传统直接或间接的巨大变革因素。”(《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05页)在古典释古学派看来，阐释时的想象力是一种有害因素，它妨碍正确理解“愿意”，但事实上没有想象力的释古是不存在的。胡适认为，关键在于“大胆假设”要同“小心求证”相结合，胡适本人的考证，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康有为亦是如此，而胡适的传人顾颉刚则多少弥补了先师的缺陷。到了三四十年代，闻一多成了浪漫释古派的杰出代表，他在训诂的严谨、缜密方面绝不弱于古典派，但他所运用的观察视角却是西方的。他广泛利用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派的成果重释《诗》、《庄子》等书，得出许多令人惊骇的结果，这些结果同传统理学家们的结果全然相悖，闻一多在晚年曾激烈地抨击古典释古派是书蠹，而他自己钻进古书目是为了作“杀蠹的芸香”。

在二三十年代还有一批留洋归来的学者值得注意。这就是陈寅恪、吴宓及“学衡”中的一些人。从思想倾向而言，笼统地称他们为“文化保守主义者”也是可以的。但陈寅恪青年时代在哈佛发表的关于“援西入儒”的理路颇有浪漫释古学意味(参见《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何兆武先生谈到，听陈的课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同时又认为：“从其中所引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他那些主要的理论观点来。反倒是历史学家所谓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历史理性批判教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8页)吴宓在执《学衡》牛耳时期基本上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但到30年代中期，越趋成熟越显示出浪漫主义释古学的倾向，只要翻一翻《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有些学者试图将古典派与浪漫派加以综合，如冯友兰、朱自清等，他们将古典派称为学术上的“京派”，浪漫派为“海派”，希望兼取两者之长。王瑶先生认为，对于综合的追求正是“清华学派”的主要特色。但在事实上综合只是互渗，它并没有消灭两派的区别，清华学派中人仍各有自己的特色，例如冯友兰先生依然属于古典释古派。闻一多与朱自清，以及他们的学生王瑶、林庚在风格上的差别也是很明显的。

今人钱钟书集两派之大成，创造了当代释古学的高峰。细论起来，钱钟书还是浪漫释古学的特色更为突出。这表现为：一是反对“我注六经”，把释古变成“代圣贤立言”。他对“四书”评价甚低，在《管锥编》中不予论列。“五经”在选本上也排斥理学家的注本，如《周易》，不取伊川易传而用王弼的易注，显示了钱同魏晋浪漫释古派之间灵犀相同；二是反体系，他说，历史本身“给我们的不透风，不漏水的严密理论系统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七缀集》，136页)。“如此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了，也唬不住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不失可资利用的好材料。往往整个理论系统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是一些片段思想。”(《七缀集》，29、30页)将古今中外的“片段思想”予以重新“编辑”，在相互映照中生发出新的思想是钱钟书《谈艺录》与《管锥编》的基本思想和基本方法；三是反“唯一性”，他称中国语言和文本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特性，“因词之足以害意或乃以言破言，即用文字消除文字之执，每下一语，辄以反其语破之”。钱认为，一字多义，多义相克，言不及象、象不及意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些看法为钱的释古学留下广阔的主观空间。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钱把释古学从历史层面、伦理层面、经世致用层面推向了精神、情感层面。钱所关心的重点不是政治的兴衰、道德的训诫和历史的真伪，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人的心灵自由，是理性、情感、意志、人格等问题，他注重挖掘文化传统中的智慧与美，从暮气沉沉的旧传统中开拓出一个新的富有魅力的精神世界。在这一点上，令人想起康有为的《大同书》。《大同书》惟一关注的是人的心灵的快乐与自由，为此康不仅认为应破国界、族界，甚至应“消灭家庭”，承认同性恋爱的合理性等。在康之后，学人们被政治斗争、道德升沉所吸引，罕有人再像康那样关心心灵世界。80年代《管锥编》的横空出世，标志着钱承续了大同书的传统，拂去了康有为空想的浮尘和拘囿的锁链，在更广阔的心灵空间中展开了内在精神世界的错综矛盾，并为解决这些矛盾贡献了丰富的智慧。中国的释古学自西汉以降的近两千年中，从历史的(汉)—伦理(宋)—经世致用(清)—审美的(钱)是层层递进、逐步深入的。钱的工作标志着释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