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种清华文科共同的学术风格，是在冯来清华前就已初具雏形了的。1925年国学院成立伊始，就追求在两个极端之间“允厥而执中”，既注意吸收西方思想之精华以改造国学，又要保持严谨治学的科学学风(参见国学院主任吴宓在开学日上的讲演，载《清华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卷，清华大学出版社，374页)。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及特别讲师李济均为此作出斐然实绩。1926年后，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社会学系相继成立，大体上承袭国学院传统，兼重中西，并讲究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术。这种学术风格与当时国内其他大学(如北京大学)迥然有别，卓然独成一家。但截止到冯友兰随罗家伦来清华之前，这种学风并未得到有意张扬，集团性优势尚不显著，作为一个学派只能说尚处幼年。

冯因是罗家伦的同学，来清华即担任校秘书长，属实权派。但冯加盟于“清华学派”是凭借他的力作《中国哲学史》。此书的写作肇始于燕京而终稿于清华。作者在自序中写道：“吾于写此哲学史时，对于中国古代史亦往往有自己之见解。积之既久，乃知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亦不能尽谓为完全错误。官僚查案报告中，常有‘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之语。前人对于古代事物之传统的说法，近人皆知其多为‘查无实据’者，然其同时亦多为‘事出有因’，则吾所须注意者也。”这段话已包括所谓“信”、“疑”、“释”，即尽信传统者为“信古”，起而“辨伪”指出“查无实据”者为“疑古”，而冯则要究出“事出有因”之“因”，即所谓“释古”。

该书的学术指导思想得到清华一些权威性教授的认同。当此书被列为《清华大学丛书》时，曾由陈寅恪、金岳霖两位专家审查。陈在审查报告中写道：“窃查此书，取材谨严，持论述精确……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附录》)

一语道出了冯书的特点。在冯之前，胡适曾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开“疑古”之新风，对中国哲学史的重建功不可没，但缺点是科学性较差，陈、金在评价冯书的同时都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胡适的哲学史著作及“疑古”之风：“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我们看那本书的时候，难免一种奇怪的印象，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胡先生于不知不觉间所流露出来的成见是多数美国人的成见。”(金岳霖：《审查报告》，见冯著《中国哲学史·附录》)“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陈寅恪：《审查报告》，商务印书馆民二十三年九月初版)陈又说：“今欲求一中国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所以宜加以表扬，为之流布者，其理由实在于是。”(陈寅恪：《审查报告》，商务印书馆民二十三年九月初版)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近代释古学派的扛鼎之作。它的问世是在哲学史研究领域里，疑古派让位于释古派的标志。冯到清华执教和该书列为《清华大学丛书》出版，无疑张扬了清华学派的声威。冯1934年被任命为清华文学院院长，从学术上讲，也同这部书有密切的关联。

如前所述，冯的释古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初步形成，但明确提出“疑古、信古、释古”的说法还是担任清华文学院院长以后。

1934年在布拉格召开的第八次国际哲学会议上，冯友兰作了题为《中国现代哲学》的发言，发言中把50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概括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主要哲学代表为康有为、谭嗣同；第二时期为1919年高涨的新文化运动时期，其正反两方面的代表为胡适和梁漱溟；第三时期为1926年以来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与第一、二时期的主要区别点为：“我们现在所关注的不是像第一、二两个时期的知识分子那样，用一种文化批评另一种文化，而是用一种文化来阐明另一种文化。因而就能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现在所注意的是东西文化的相互阐明，而不是他们的相互批评，应该看到这两种文化都说明了人类发展的共同趋势和人性的共同原则，所以东西文化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是相互统一的。”(《三松堂学术文集》，289页)

上面的讲演清楚地阐明了冯把自己的释古思想看作是时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1935年冯的讲演《近年史学界对于中国古史的看法》进一步明确提出释古学派的主张。他指出，现代史学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或三个倾向，即“信古”、“疑古”和“释古”。“释古”“是与信古、疑古两者迥不相同的，同时也是研究史学的态度进步到第三阶段。”他以诸子是否出于王官论为例，说明“信、疑、释”是“正、反、合”的过程，“释古”包含了前两阶段的合理因素，“比较有科学精神”，是古典文化研究的更高阶段。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冯友兰是雄心勃勃的。他是当时中国少数几个出色地掌握了西方唯理主义和逻辑方法的学者之一。在《新理学》中他抉出程朱理学中“理、气、道体及大全”等四个观念予以重新解释，通过严谨的逐步推理，构造出一个纯形式纯逻辑的形而上体系，与前人熊十力、梁漱溟不同，他的形而上王国完全是靠理知来把握而摒弃感觉和经验。在冯以前的中国，没有人靠理知和逻辑来建立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冯赋予了中国传统以现代哲学的科学性格和理性精神。但正是由于这个“理世界”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物质世界，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常显得苍白无用。冯友兰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性解释，其光彩处不在于他的结论本身而在于论证过程。作者对一些本来很模糊的概念予以科学的辨析，将零散的思想碎片整理成逻辑体系的能力使后人惊赞不已，这一点对中国现代释古学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