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不仅在办院方针上强调他的阐释学方略，而且同一些系主任、教授之间时有关于学风问题的切磋。如朱自清先生的日记中就曾提到：

“芝生(即冯友兰——本文作者注)谓余等之研究工作兼有京派海派之风，其言甚是；惟望能兼有二者之长。”(转摘自《完美的人格》三联书店，1987，54页)

这里的“京派”、“海派”与时下所论略异，它不是专指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化特征，而是学术流派的代称。京派上接汉学，下承乾嘉，注重字、词、句的考据；海派则更近宋学、注重义理的阐发。京派严谨而失于拘囿，海派宏阔而失于空疏。“兼有京派海派之长”，即希望兼融汉宋，既严谨又宏阔，既重字词的考据又重义理的阐发，既符合历史的真实又具新鲜的时代感。这一要求道出了“清华学派”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追求。

在冯友兰掌院期间，各系的著名学者都在中西学术互相发明、互相阐释方面作出不少实绩。在哲学系较突出的是横切面的哲学问题研究，如金岳霖的《逻辑》；历史系承袭国学院“新史学”遗风，频结硕果，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编》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张荫麟的上古史研究、雷海宗的通史研究、吴晗的明史研究都在学术界具有较大影响。外文系的突出成绩是开拓了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的先河，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瑞恰慈的《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等课程都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中文系系主任朱自清与冯友兰时相过从，对于建设清华新学风更是有意为之，他的《诗言志辨》等学术论文被冯友兰赞为“兼取京派、海派之长”，具有宏观上的开阔与微观上的谨严。闻一多的古典学术研究既大胆又绵密，他对诗经、上古神话、庄子、楚辞的研究既富于历史感又有鲜明的时代感；其他如杨树达的汉字研究、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许维遹的管子、尚书研究都显示出开阔与谨严相结合的特色。可以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文学院形成了一种大体一致的学术思想与学术风格，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学术队伍，并在这统一的思想、风格和规范下产生出一批善于运用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和严格的方法重新阐释中国传统的优秀学生，他们成为下半个世纪中国学术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骨干，如王瑶、林庚、季羡林、钱钟书等。

20世纪30年代中期，冯友兰从东欧返国后，曾表现出由新实在论向唯物史观转变的趋向。但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下，生性谨慎的冯友兰没有实现这一转变。全国解放以后，冯先生试图用唯物史观重新阐发他的“释古”思想，却又遭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严厉批评。“抽象继承”的提法尽管有些不准确，但它确实击中了当时颇为猖獗的极“左”思想，关于经典文本中的语句具有双重(甚或多重)意义的提法显然比简单地把传统分为精华与糟粕要更富于哲学智慧，它同冯关于古代例证具有“双面刃”品格的提法一样，为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开拓了宽阔的道路。这是那些被极“左”思想箍住头脑的批评家们所不能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