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个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

——贺麟：《五伦观念的新检讨》

贺麟新版《文化与人生》收先生抗战期间及稍后时期短论42篇。《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以下简称《五伦》)是其中之一。但先生对这篇论文情有独钟。“新版序言”共3000字，其中有两千多字是谈论此文的。这两千多字中绝大部分是引用台湾韦政通先生的评价。贺认为韦慧眼独具，对该文的褒奖是“空谷足音”，视韦为“海外知己”。这种激赏不无对大陆学术界的含蓄批评。《五伦观念的新检讨》或还有可以指摘之处，但其中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表现出的远见卓识确是不该忽视或抹煞的。特别令人深思的是，先生当年讨论的如何对对待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问题，于道德滑坡的今日又重新提上文明建设的首席日程。而且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新起的一代正在成为“无根的一代”。旧传统大厦的倒塌是历史的必然，历史的进步，但如果我们不能在旧传统的“破瓦颓垣”中找到“永恒的基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陨落将不可避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贺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早在清华求学时代，他就意识到不能走王国维、梁启超的老路。在《文化与人生》中我们间或还看到赞成在质的方面“彻底西化”的提法(参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305页)，周辅成先生认为贺主张的实际主张是“化西”，即把西方文化精华有机地转化于中国的传统，以求推旧出新。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中他写道：“我们要从检讨这旧的传统观念里，去发现最新的近代精神。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做‘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种表面上五花八门，欺世骇俗，竞奇斗艳的新，只是一时的时髦，并不是真正的新。”(《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51页)

贺先生是研究黑格尔的大家。“旧中求新，方为真新”听起来观念很旧，其实符合辩证法，贺麟在20世纪40年代所写的《黑格尔理则学简述》指出，任何对立的有机统一都只能经过辩证的自我否定和回复的运动(“正、反、合”)方可达到。后来，贺麟进一步强调黑格尔辩证法的否定性特征。按照上述观点，任何旧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否定的另一方面，即新的方面，事物的运动就是旧事物被其内部(而不是外部)的对立面所否定，从而进入更高阶段。“旧中有新”当无疑问，而“旧中求新”正是事物自身运动的辩证要求。在运动中达到的“新”是“真新”。相反，处于旧事物外部的“新”，同这旧事物毫无关系，则不能成事物辩证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只能作为“偶然性”存在于运动过程之中。近十几年，有的人讽刺研究传统的人是“只会讲爸爸爸”的老话的“白痴”，而他们自己跟着时髦的潮流转，两三年一转向，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十几年过去，回过头看看走过的路，发现是一片空白。求“新”是十分必要的，但离开历史甚至完全否定历史，其“新”必如飘萍，一阵风便吹得无影无踪。

贺主张“旧中求新”，即谓一切新的精神现象都不是从现实中直接生长出来的，它必有自己的历史渊源。这一点，应该说是对的，譬如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它并不是从当时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而是源自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看这三种理论自然是“旧”，但它确实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源头。这三个源头还可以上溯出更远的历史之源。马克思主义是从西方传统文化中脱胎出来的，它要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还要同中国的传统会通。毛泽东区别于王明等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这个“中国化”不仅包括同中国的现实的结合，而且包括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贯通。没有这种贯通，中国革命不可能胜利。当然，精神运动的后面还有物质运动，贺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是位唯心主义者，他不可能看到精神运动背后的物质运动的决定性作用，看不到精神成果诞生所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这是贺的局限性。

贺在《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一文中所说的“旧”，主要指本民族的传统。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西方。贺先生的求“新”正是以西方近代的优秀文化为出发点，而以中西两大文化的“会通”为依归的，贺以黑格尔的“具体共相”论出发，认为：

“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从理解宇宙人生到提高人类精神生活的努力，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甚至印度哲学，都是哲学的一支，代表整个哲学的一个方面。……如果对于中西方均有深切了解的话，不能说中西哲学间有无法沟通的隔阂，有天壤的差别。”(《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转摘自《会通集》，三联书店，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