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贺的文化路线既区别于“信古”、“复古”，又区别于“全盘西化”，而是力图在中西文化之最深邃处找出其共同的基础。这个“共同的基础”，就是对中西两大传统的继承，扬弃和超越，就是历史为现代化与未来的精神文明提供的“永恒的基石”，即所谓“旧中之新”。

在论及如何“旧”中出“新”时，贺以对五伦的辨析为例，反对以下四种方法：第一，以弊端覆盖全体，如说“礼教杀人”，其实就弊端而言，“自由平等”何不杀人?第二，把中国之衰亡全归罪于文化；第三，把礼仪细节当作五伦的本质；第四，以经济基础的变化为推翻传统的依据(以上参见《五伦》一文)。总之，以传统的局部效应作批评的依据是不当的。贺先生说“我并不是说五伦观念不应该批评，我是说，要批评需从本质着手。”旧事物中的这种本质，贺先生称之为“质素”。寻找旧传统中的“质素”就成为出“新”的关键。

贺对中国儒家传统中的基本观念，如“诚”、“仁”以及朱熹、王安石、王船山等学说都作过独特的阐述。而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他对“三纲”说的开掘。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最奇怪的是，而且使我自己都感到惊异的，就是我在中国特有的最陈腐、最为世人所诟病的旧礼教核心“三纲”说中，发现了与西洋正宗的高深的伦理思想和与西洋向前进展向外扩充的近代化精神相符合的地方。”(《文化与人生》，60页)

在《五伦》一文中，作者写道：

“站在自由解放的思想运动的立场上去攻击“三纲”，说“三纲”如何束缚个性、阻碍进步，如何不合理，不合时代需要，等等，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用哲学的观点，站在客观的文化思想史的立场，去说明“三纲”说发生的必然性及其意义所在，就比较困难了。”(《文化与人生》，58页)

作者从历史上说明从先秦的“五伦”发展到西汉的“三纲”是合乎逻辑的必然，因为先秦时代的五伦常是相对之爱，因而是无常的。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父不父，子可以不子；夫不夫，妇可以不妇。因此社会的基础仍不稳定，变乱随时可能发生，道德沦落亦不免。西汉要维持大一统，董仲舒总结先秦的历史经验，在“五伦”基础上提出“三纲”，从而把相对关系进展为绝对关系；将“五伦”的交互之爱、等差之爱进展为绝对之爱、片面之爱。“三纲”说要求臣、子、妇尽单方面的忠、孝、贞的绝对义务，以免陷入相对的循环报复、讨价还价的不稳定的关系之中。同时，贺还指出“五伦”进展为“三纲”，还包括含有由五常之伦进展为五常之德的过程。五常之伦只是规定的各种不同人伦关系之间应有等差之爱，而五常之德则为这关系确定了道德规范。有了五常之德，则“不论对方生死离合，不管对方的贤愚智不肖，我总是绝对尽我自己的位分，履行我自己的常德，尽我自己应尽的单方面的义务。不随环境而改变，不随对方为转移，以奠定维持人伦的基础，稳定社会的纲常。”(《文化与人生》，59页)贺认为，“三纲”说这种绝对的、单方面的道德要求，显然比“五伦”说来得深刻有力量。“举实例来说，“三纲”说认君为臣纲，是说君这个共相，君之理是为臣这个职位的纲纪。说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就是说为臣者或居于臣这个职务上的人，须尊重君之理，君之名，亦即是忠于事，忠于自己的职分的意思。完全是对名分、对理念尽忠，不是作暴君个人的奴隶。保证人都能在其分位内，单方面地尽他自己的绝对的义务，才可以维持社会人群的纲常。”(《文化与人生》，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