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分家，在西方应从文艺复兴算起，至今已有五百多年了。从分析走向综合是新世纪的发展总趋势。科技与人文各自分列发展的同时正在走向会通。

文理会通并非自今日始。何兆武先生在论及老清华学人的共同情趣和风貌时说：“我以为那大抵上可以归结为，他们都具有会通古今、会通中西和会通文理的倾向。十七世纪初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曾有名言曰：‘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欲求超胜，就必先会通古今、中西、文理；否则就只能自甘于抱残守缺、故步自封而为时代所淘汰。”（《释古与清华学派·序》，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

我亦于1995年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短文：《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

对于古今会通、中外会通，论者甚少，或以为不言自明。但对“文理会通”则疑窦颇多，或认为根本是不可能实现或不宜将其确定为教育之目标。望文生义：“会”即两种以上的学问之汇聚，此事似不难做到。“通”呢？人们容易理解为“精通”，这就难了。既要精通人文，又要精通科技，还要精通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这“三通”，几乎无人可以做到，“文理会通”就成耸入云天、高不可及的虚无了。

科技与人文能否“会通”？

上述疑问究其实质是没有正确理解汉语中的“会通”二字的弹性及范围。

我在《中西会通及其三种操作》（拙文见《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出版社，1997）中对“会通”曾做如下的引证和解释：

“会通”一词，最早见之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韩康伯注疏曰，“会通”即“会合变通”。至今《辞海》中“会通”条仍取韩解。《中国古代汉语辞典》中“会通”条亦取韩解曰“会合变通”。可见“会通”中的“通”未必是“精通”之义。对“变通”如何理解？仍据《辞海》：“变通：灵活运用，不拘常规。”《易·系辞》：“变通者，趣时者也。趣时即趋时。”可见“通”是灵活运用的意思。但理解为“通达”“通晓”也并不错，朱熹则强调“通达”：“‘会’谓理之所聚而不可遗处，‘通’谓理之可行而无碍处，如丁解牛，会则其族而通则其虚也。”朱熹又曰：“会而不通则窒碍而不可行，通而不会亦不知许多曲直错杂处。”(转引自《周易会通》，<元>颜真卿撰，上海古籍出版社，462页)从方法论的角度，“会通”就是需要兼顾到事物的各个方面并且找出各个侧面之间的内部联系。

“会通”的方法与西方流行的黑格尔辩证法的明显区别是：黑格尔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否定，并通过对立面的斗争实现事物的转化，而“会通”则强调对立面之间的“同”和“通”。黑格尔辩证法强调对抗，而“会通”强调“中和”。《中庸》曰：“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张其昀在《中国与中道》中说：“中国人可谓极富弹性，其处世接物守中而不趋极，有节而不过度，不可谓之尚武，亦不得谓之文弱。不得谓之易治，亦不得谓之顽固，而诸多似不相容之理论及制度，皆能巧于运用、调和焉以熔于一炉。”（《学衡》杂志第41期，中华书局）。

按照上面的引证和解释，“会通”就是中国区别于西方的学术传统。“会通”是古已有之，不存在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何兆武先生引徐光启的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也把“会通”当作发展文化、超越西方的起点。也就是“必须如此”，而不是可能与否的问题。

梅贻琦在《大学一解》中谈到“文理会通”的必要性：“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曰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之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高、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贯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相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