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我们就需要回过头来想想，我们对“会通”一词的理解上是否与古汉语（传统）意义上的理解不同？其实，韩康伯与朱熹的解释已经很清晰。它主要指的是一种理路和方法，而不是知识的量与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两点：一，“会”不是“全”，“会”是指两种以上不同文化品类的“汇聚”，并不求其全，例如“文理会通”，并不求精通全部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以为“全”才算“会”，就把“会通”推到了不可能的高度予以否定。二，“通”不能简单地训为“精通”，更宜于训为“变通”即灵活运用，或训为“同”（在古代，“通”与“同”同义）即两种不同学问之间的“同一性”，用现代哲学语言来说，就是找出两种事物的相互联系及其相互转化的可能性。而“灵活运用”与找出“同一性”又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

找出两种事物之间的“同一性”能不能做到呢？当然可能，将这种“同一性”予以灵活运用能不能做到呢？当然可能。而且这种“同一性”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小可以小到商店出售的两种食品之间，大可大到两个国家、两个星球之间，我们都可以找到它们的“会通”。

统一了“会通”的语义学阐释，再讨论“文理会通”的可能性，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基础。

文理会通可分为精神的与实践的。我们先看看实践的。我以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工具型层面。在“人文”与“科技”之间先确定一个“精神主体”，再把另一个确定为“工具”，然后求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谓之工具型的“文理会通”。曹自学认为从徐光启到张之洞的所谓“中西会通”其实是“文理会通”，即以中国传统为主体，将西方科技作为工具的“会通”。我以为这是精当的看法。目前，我国以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的科技、文化为助用，其实也是一种“工具型”的会通构想，只是实行起来常有突破工具型框架的趋势。往小里说，一个艺术家用电脑或某种特殊材料（如钛板）作画，就是艺术创作（人文）与技术或材料之间的“会通”，但技术（电脑）或材料（钛板）处在工具位置。在大学文科普遍设立计算机课程，就是出于这种工具层面上的会通考虑。

方法论层面。自古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只能通过个体生命体验来进行,而自然科学则有一套可经过实验检验的或逻辑严整的研究方法。许多人文学者尝试用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生物的方法研究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五四”时代，胡适大力提倡引进自然科学方法，把社会当作试验室，影响深远。我校中文系设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其要旨不在于把握这些学科的具体知识，而在于通过知识求得方法，以运用于人文学的研究。现在，一些文科学生由于不懂自然科学及方法，在研究的思路及方法上均显得陈旧、拘囿，改变这种现状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握其他学科的理路和方法论。

哲理性层面。前两个层面均可视为“一主一辅”，通常是“文主理辅”，而哲理性层面则是追求科技与人文共同的形而上建构。在这个层面上人文与科技真正通达无阻。这是不易达到的层面，然而也还是可以操作的层面，源于自然科学的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不仅概括了科学技术的规律，而且在某些方面也概括了人文、社会的发展规律。钱学森先生关于三论的研究展示了在哲学层面上实现文理会通的广阔前景，给我们很大鼓舞和信心。如果说，前两个层面可以通过大学课程教给学生的话，这一层面只有靠学生在掌握广博知识的基础上独立研究了。

以上是我们对“文理会通”的实践层面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文理会通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