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也是决选者之一（在另一集团SANAA的协助下），还有纽约当地一家由一对夫妇共组的彼德森·利特伯格事务所（Peterson Littenberg）。至于联合建筑师事务所（United Architects），是个由年轻、有实验性格的建筑师所组成的国际团队，旗下有我以前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的学生杰西·赖泽（Jesse Reiser）、本·范贝克尔（Ben van Berkel，他拿过一个很重要的项目，我是该项目的评审）、凯文·肯农（Kevin Kennon）和格雷格·林恩（Greg Lynn）。另一个团队有一些我的老师在里头：彼得·艾森曼、理查德·迈耶、查尔斯·格瓦思米（Charles Gwathmey）和斯蒂文·霍尔。他们集思广益，自称“梦之队”，没本事哪敢这么嚣张，他们的确有此能耐。

我在库珀联合学院（Cooper Union）上过迈耶和艾森曼的课，也算做过他们的属下。20世纪60年代末，理查德·迈耶是“纽约五人组”（The New York Five）的成员之一。这个由前卫建筑师组成的松散组织还包括查尔斯·格瓦思米、迈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还有跟我亦师亦友的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他当过库珀联合学院建筑系的系主任；这个小组由艾森曼率领。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当迈耶的助手，那是1968年。如今理查德·迈耶最有名的作品大概是洛杉矶的格蒂美术馆（Getty Center），当时他以极白、极具几何图形的新柯布西耶（neo- Corbusian）风格设计而闻名。

迈耶的办公室跟他的作品一样，光滑，有如机器，一片沉静。助手们坐在桌前，桌上摊开一本本大师的著作《建筑师理查德·迈耶》（Richard Meier: Architect），静静临摹着书上各种形状的曲线。经过一整天不动脑筋的机械动作之后，我心想，这不是我该做的事。那该怎么办？第二天，我称病不去。过了一天，我又打电话请假。再过一天也是。这样过了一个星期之后，迈耶打电话到我家。“你真的生病了吗？”他问道。

“理查德，”我说：“实不相瞒，这事我做不来。我心中的建筑不是这样的，这不是我想做的。”

有很多方式可描述艾森曼这个人——聪明、打破窠臼、创意泉涌——但是没人说过他有人情味。虽然我也曾是他班上的学生，但我到他创建的纽约建筑与都市研究学院（Institute for Architecture and Urban Studies）替他工作的第一天，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当时我在英国，刚念完硕士，跟尼娜一起回纽约，一贫如洗。艾森曼不仅答应给我一份工作，也答应第一天就开一张支票给我，好让我们撑过去。但我去找他的时候，他给了我一把扫帚，要我把办公室扫一扫。才刚进门，就强要人低头。我来是要从事建筑的，不是扫地，所以我拒绝了。

“你到底要这张支票——还是不要？”他手里拿着支票问我。

“你自己留着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之后10年，我们没再讲过半句话。

当时我还年轻，可能还不了解自己在这世界的位置。但我肯定，不用脑袋的临摹和扫地，绝不是我要的。

场所意识（a sense of place）。这是不可侵犯的，不管说的是一个人的归属，或是一座建筑物所该反映的。20世纪的现代主义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密斯·凡·德·罗、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欣然忽略场所意识，把它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弃诸脑后。他们觉得自己的角色就是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全世界，他们也做得轰轰烈烈，虽不是无往不利。不管是建在柏林还是哈瓦那，密斯·凡·德·罗的建筑就是密斯·凡·德·罗的建筑。上一代建筑师以及他们现在的追随者，一致认为真正的建筑精神是威权精神。这是精英主义。历经20世纪各种运动的劫难之后，怎么还有人一心向往某某主义——不管是现代主义、威权主义、极权主义，还是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建筑无关标签，也不应该跟标签扯上关系。20世纪要的是新的建筑哲学，一种奠基于民主理念的建筑哲学。

这是我和尼娜深入世贸原址地下，触摸到连续壁（也称“地下连续墙”。——译注）把手放在墙体潮湿、冰凉、粗糙的表面时，打从心底所了解到的。那传达了一个我必须处理的主题。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述及他身处绝望，然后听到男孩的歌声，他不知道是真有其声，还是只存于他的心中，但那声音继续不断：“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就走到他放经书的地方，打开来读。他觉得信心之光充塞全身，怀疑的阴影顿时消散无踪。

我并不是说碰触世贸底层的连续壁就有了性灵的顿悟，但这是个启发人的经验，因为在那一刻，我能读那堵混凝土墙，了解它的信息。我打电话到柏林办公室时，就是这么说的。那堵墙是工程的奇迹，是抗拒混乱与毁灭的象征和具体事实。它拒绝崩塌，似乎像宪法一般，证明民主的基础、生命与自由的价值是无可动摇的。

这才是新的设计必须诉说的故事。对一个奉讽刺为时髦的世代来说，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虚假。但在世贸原址的深坑里，我并不因为自己赤裸裸的情感而难为情。后来，12月中旬，我站在“9·11”的罹难者家属面前，只有没有原则的笨蛋才会因为包括我在内、所有人赤裸裸的情感抒发，而感到羞赧。

到了12月的最后期限，所有参与设计竞赛的人提出蓝图时，激烈的竞争气氛令人慑服、难以招架。这段期间，我所到之处，都有不认识的人跟我攀谈，告诉我应该怎么建——或是不应该怎么建。如果我到大学演讲，除了设计方案，没人问我别的。在侄儿的婚礼上，客人拉了椅子坐在接待的地方，在餐巾上画草图给我看。设计竞赛的规则禁止我们和受难者家属直接接触，但每个人好像都是他们派来的密使似的。“让它翱翔，”他们会说：“这样就没有人会忘了它。”

埃米莉·狄更生（Emily Dickinson）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她有句诗在我脑中萦绕不去：

填补裂隙

把造成它的事物——

封起来

用别的——必定会裂得更大——

深渊无法以虚空

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