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高中后，我第一次细读了《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我对其用字遣词、思虑之精准清晰，佩服不已。我熬夜读到很晚，想着有关自由的种种，还有我们如此珍视、不证自明的价值。

最后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在12月18日，在跟世贸中心隔着西街（West Street）的世界金融中心（World Financial Center）冬园（Winter Garden）举办了长达3小时半的记者招待会，建筑师们在一个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房间里提出构想。电视摄像机把现场实况播送到全世界去。最前面几排坐的是官员和政治人物，后面是受难者家属，然后是媒体记者。现场的情感强度极强，尼娜几乎受不了和我一起坐在前面。

所有的入围作品决心都很大。诺曼·福斯特设计了两座非常壮观的玻璃幕墙大楼。高达520米，据说会在三处“分开、相触、相接而成为一体”，形成一座超大型建筑物（megabuilding）。艾森曼、迈耶、格瓦思米和霍尔设计了一座硕大无朋的现代主义格状作品，5座高达340米的大楼，中间有横向的结构相连，让人想到双塔倒塌之后，废墟中立着的像栅栏般的结构。但是大家都觉得那像井字游戏（tic-tac-toe）的格子，立在曼哈顿闹市区的狭窄街道上。SOM的设计跟我在威尼斯看到的差不多，当时并未受感动——现在仍是如此。由拉斐尔·维诺里领军的THINK团队，其实提出了三个各自独立的计划，其中一项将总面积65 000平方米中的50 000平方米以玻璃屋顶覆盖，让我有点觉得建筑师的自我又出来放肆了（“我们到处都能留下印记”），另外一个则涵括了两个格状结构，高耸入云，跟之前的双塔很像。一次提出三套计划竟然这么吃香，让我很吃惊，马上，我对维诺里和可能在背后拉抬他的人感到不自在。他站在群众面前，身上放了至少四副眼镜—— 一副戴着、一副架在额头上、一副挂在脖子上，还有一副放在衬衫口袋里。这并没有让人对他比较有信心。我倒是对联合建筑师（United Archetects）的设计另眼相看，有种大教堂的美感，但显然不切实际。

这些方案都很有力，也反映了很强的个人特色，但有趣的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意在创造一个让人叹为观止的制高点，好取代双塔。我的计划在两方面跟他们不同。第一，我的重点在地下——深入岩床，达于坑底，因为我认为对这个地方的记忆在此，不只在往上发展的高耸建筑。其他建筑师老是提到曾经耸立的双塔，我相信重建的目的不是重塑过去，而是重新诠释它。第二，大部分参加设计竞赛的建筑师提出的构想是要建造超大型建筑，我的用意则是要设计一群循序渐升的建筑，把整块区域熔铸为一个彼此调和、有象征意义的整体。我不想只是兴建另一栋孤零零的建筑，而是要创造新的街区，一个和谐的新社群。

我被选到先提案。开始前，亚历山大·加文走过来说：“李布斯金先生，你知道现在全球有20亿人在收看转播。”就算我对公开演讲颇有经验，这话也不是我想听的。

只有13岁的雷切尔转身拍拍我的背，对我说：“老爸，别担心，只管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在那个时刻，她让我想到自己的母亲。我母亲曾经说：“这不是一群人，只是一个跟你面对面讲话的血肉之躯。”20亿个血肉之躯，没关系的。

我告诉在座的人，我的方案叫做“回忆之基”（Memory Foundations）。我告诉他们，我和尼娜在地下看到的那堵潮湿溜滑的连续壁和岩床。我告诉他们，我在坑底回想到我家抵达纽约港的情景，就在这附近的海上，而当时仰望自由女神雕像的回忆是我设计的灵感来源之一。我构想了5栋高楼——但并不是非常高——自南而北，一栋高似一栋，螺旋而升，有如自由女神手中火炬。最高的那一栋有1776米（541英尺），以纪念《独立宣言》把民主带到现代世界的年代。我要在这栋建筑物的高楼层设置植物园，以肯定生命。

在深入曼哈顿的岩床底下，还会有一处纪念碑，展示世贸中心的地基，沿着地下连续壁还有走道。其他5栋翼护在旁的建筑有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建筑。我想要把那一天的英雄人物牢记在心，我在地图上找出那天救难人员、警察、消防员走过的路线，把这路线化为设计的一部分，将之转为从富尔顿街（Fulton Street）和格林威治街（Greenwich Street）交叉口的公共空间（我称之为“‘9·11’广场”）射向城市的通道。

我还构想了一个更大的广场，这块三角形区域将会成为曼哈顿下城最大的公共空间，我称之为“光之楔”（The Wedge of Light）。灵感来自我们10月走到世贸遗址底部时，从云端射出的阳光。这个广场让世贸中心西滨哈德逊河，东连华尔街，并由两道光线来界定。第一道光线会在每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亮起，这是第一架喷气客机撞到北塔的时间。第二道光线会标示出第二座塔在10点28分崩塌的地点。这一天的这两个时间会标界出“光之楔”，纪念在那个令人无法忘怀的早晨所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