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好笑——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曼哈顿的圣马可广场一带度过，当时是东村风华正盛的时候。但我全错过了。吸毒、反抗、抗议——对一个还跟着父母住布朗克斯工人住宅的移民孩子来说，都太奢侈了。那些年里头，我唯一一次惹上麻烦是在一堂叫“结构”的课堂上做了象征性的抵抗。我很清楚，库珀学院教的东西，大都是为有钱人盖房子——当年大部分建筑科系都在教这个。去长岛海滩盖一幢豪宅，老师这么告诉我们。我从没见过这种东西，还得亲自搭火车到岛上看看老师到底要我们设计什么。后来，在“结构”这门课上，老师要我们画郊区豪宅。我对这玩意儿没有兴趣，打定主意不画。“让我画别的房子好不好？”我去求老师，但他明言要我按规定交作业。我没照做，画了上曼哈顿华盛顿桥附近的公共汽车总站，交给老师。这个车站是由皮尔·路易吉·奈尔维（Pier Luigi Nervi）设计的，堪称现代公共建筑中结构最为复杂的作品。老师对我的不听话并不欣赏，给我打了一个D分。

这位老师现在人在哪里呢？就在跟拉里·西尔弗斯坦一起工作！

传言举办设计竞赛的单位会在1月底或2月初宣布一件或两件得奖作品。

“怎么会有两件呢？”尼娜纳闷：“为什么要把事情弄得这么麻烦？”有时候，感觉主办单位好像没事先把规定定清楚，且做且改。但同时，又很难不同情主办单位，因为这次设计竞赛不比寻常。大致说来，参加的提案比原先预期的好、而且多样；民众的关注程度超乎每个人的想象。各方面的风险都与日俱增。“在我们这个口味奇重无比的年代，评论家恐怕有引起激愤之士挞伐的忧虑。就让他们挞伐吧。让他们怒火中烧吧。建筑师已经起而接战，我们也当如此。”赫伯特·马斯卡姆在《纽约时报》这么写道。

一场平静的拉锯战就此展开。重要的土地开发商纷纷跳出来接受访谈，要让社会大众知道，在“高顿市”（Gotham，纽约的外号）建房子，得要他们说了才算数。媒体警告纽约人不要抱着太高的期望。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写道：“这些设计虽夸夸谈论其中的高尚寓意与整体布局，但是讲到要建什么、何时兴建，商业考虑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请不要忘记，这次设计竞赛是要“为这块土地提出使用计划”。

但这不是民众想听的话。他们不想让纽约的房地产业或是那些台面下的政治考虑来决定要建些什么。他们看到成全伟大、原创与意义的因子，沉醉在民主程序之中。他们要的是最好的设计，想要亲手挑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和纽约当地媒体针对“一般大众”进行民意调查，看看哪个提案最受欢迎。1月中旬，《纽约时报》报道，大家比较喜欢的有三个设计：我们的、诺曼·福斯特的亲吻之塔和彼得森·利特伯格的设计。利特伯格的设计看起来不怎么样，会受青睐倒是令人意外，但是他的设计绿地最广，还有一条绿色隧道延伸到哈德逊河畔。

2003年1月21日的《纽约时报》社论是这么开始的：“这是曼哈顿下城的关键时刻……越是接近决定揭晓的日子，决策者受到的压力就越大，逼着他们缩短视野，向商业和政治利益低头……丹尼尔·李布斯金的设计应该是两名决选之一。他设计了高入云霄的花园，地面上的纪念碑以防止哈德逊河河水涌入的地下连续壁为背景。”该文没有提到别的设计。

我们疯狂地工作，不断琢磨设计方案各个不同的面向，想办法让提出的想法更为周全。我从来不是一个在建筑结构上天马行空的人，我想要确定我们的计划真的可行。

拉里·西尔弗斯坦还要更多能出租的办公空间。我们原本设计的大楼更细长。增加大楼面积，同时维持整体的均衡感，这是一大挑战。设计办公空间完全是门独立的学问；电梯与窗户之间的距离该有多远，办公室该如何规划才不会浪费空间，都有公式可套。我们一方面照规矩来，一方面很担忧拉里·西尔弗斯坦不把公共广场、公园、纪念碑和街道放在眼里，却一味要求更多的办公空间。

港务局也担心我们把商店从地下商业街移到地面层。我们做了这样的规划，为的是让街道恢复生气。双塔还在的时候，大楼四周的广场白天毫无魅力可言，到了晚上更是荒凉；我们希望让街道生气洋溢。但是通往新泽西的铁路交通线经过这里，地下商业街是港务局的摇钱树。我们必须想办法尊重港务局，让这棵摇钱树维持不坠，同时还要在地面层营造出热闹的商业区，让人悠游散步。

港务局的鲍勃·戴维森（Bob Davidson）把这个项目比喻为魔术方块。他说得没错。牵一发动全身。就算改了一点点，比如把街道拓宽1.5米或是缩减1.5米，其他全要跟着改。

最令人气馁的挑战是如何处理那个大深坑。罹难者家属，还包括消防员和警察这些“强硬派”坚持保持原状，露出深达21米的岩床。家属们对于我们提议保留深坑很感动。但是反对声浪越来越强，得想出折衷方案，顾及各方的意见，这并不容易。当地的社区委员会主委马德琳·威尔斯（Madelyn Wils）和其他社区委员会主委担心到时候行人要绕一大圈，走过这令人沮丧的大凹洞。同时，港务局的工程人员担心，让这个深坑露在那里，挡水的地下连续壁恐怕难保。他们的意见也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