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答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充满了和谐。莫扎特的和声不同于巴赫的和声，与美国作曲家阿伦·科普兰（Aaron Copland）的和声也不相同，科普兰的和声又和其他当代作曲家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作品都能排进同一场音乐会的曲目，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民众的心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开放。建筑是动态的，城市的面貌也会改变。美味的食物、上好的美酒、伟大的电影、世界名著都会刺激新的想法、新的欲望。维多利亚与阿伯特博物馆成立之初，目的是成为一座当代设计博物馆；策划的展览要启发艺术家和设计者，着眼点不在过去，而在于新的事物：新款的法拉利跑车，维维安·韦斯特伍德的时尚，最新的摄影作品。

我知道我已经说服了大多数40岁以下的人，但是还有最大的障碍横在面前：我的计划要经过英国文物委员会（English Heritage）的批准，才能继续进行，该委员会的成立宗旨是保存、保护有历史价值的文物。这个令人生畏的组织有权否决螺旋体的提案。

我对人性略知一二。我知道，人们要让建筑来证明自己的幻觉，当一栋建筑反映现实的新角度或是全新的景象，会让人坐立不安。尤其当这栋建筑没有应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的时候，更是如此。但这个世界并不是像印度神话所描述的那样，由四只站在龟背上的大象驮着。我认为，世界更像是诗人里尔克所描述的—— 一个变动不断的地方，在无限的空间中翻转。换句话说，世界一直在变。

1997年初，我和文物委员会的成员在某天早上8点开了一次戏剧性十足的会议。他们的名字和头衔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的世界——爵爷、夫人、男爵、公爵、爵士。我是到了哪个世纪啦？委员会主席是在撒切尔政府担任过部长的乔斯林·史蒂文斯爵士（Sir Jocelyn Stevens）。这些人聚在一起很让人生畏。我定下心来，开场就引述了奥斯卡·王尔德的话：“只有白痴在早餐时可以脑筋灵光。”诸位委员大笑起来，一位爵爷的牛角面包还掉到地上了。

我举水晶宫为例，提醒委员会：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建了水晶宫，当时被视为一大成就。而博览会的展品成为维多利亚和阿伯特博物馆馆藏的基础。这座铁制的庞然大物，表面覆盖的玻璃面积超过9.3万平方米，展现了大英帝国的赫赫威势，令人肃然起敬。我认为，玻璃螺旋体可以成为现代的水晶宫。

我们让很多人跌破眼镜，通过了委员会这一关。英国文物委员会告诉全体伦敦人，他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守旧，还拿出登在伦敦各家报纸上的广告标题：“英国文物委员会的老古板已经批准。”底下是幅图片，玻璃螺旋体优雅地立在博物馆的庭院中，俯视着展览路。

硝烟落定之后，一位博物馆馆员把我叫到一旁。“李布斯金先生，有个东西想请您瞧一瞧，相信您以前没看过。”

博物馆里面的库房有一小幅速写，我之前当然没看过。画得很漂亮，是博物馆最早的建筑——旁边就画了一个螺旋体。这个螺旋体和我设计的不尽相同，但是个货真价实的螺旋体，而且就立在同样的位置。

“我不太明白。”我有点懵了。

“这是亨利·科尔爵士在博物馆开幕之后画的。”馆长告诉我。

我还是很困惑。亨利·科尔怎么会想到这个意象，我问道。他是个如此实际、有教师派头的人。

“这我就不晓得了。”她说：“这完全不合他的个性——但确是他所画。”

他为何画了这幅画？难道冥冥中有某个力量设定了这个形状？因为某个原因，螺旋体似乎就像是这里的一部分。亨利·科尔当年感知到这点，如今我也是。或许，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也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灵感。我宁愿这么想。

时间回到20世纪40年代，一位法国心理学家想更多了解科学家的心灵，于是寄了一份问卷给一些顶尖科学家，问当他们作深度思考的时候，是以数字、文字，还是图像来思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回答：都不是。到了心灵最深处的时候，他说，我的思想只是些难以驾御的感觉共同作用而已。好了，我不是爱因斯坦，但我知道他在说什么。当强烈的想法盘据心头的时候，感觉起来就好像接收到充满欲念与渴望的征兆。这种感觉我没法让它持续太久，一旦袭来，我也无法控制。

这有点伤感，也有点好笑：要是我事先看过亨利·科尔爵士的速写，说不定就不会在那儿设计一个螺旋体了，因为这个构想就显得不够新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