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尔兹曾说他的“直觉”告诉他塔楼看起来该是什么样，原来就是这个样。说得清楚些，就是他的员工一直在做的塔。合作？我不认为这看起来像合作。

“但是，戴维，”我提醒他：“我们为了达成合作共识，还在公众面前握过手。”

他给了我一个假惺惺的同情眼神，好像我是个乡下白痴似的。“那个共识对我没半点意义。”他说，一边露出阴郁的笑容。“我的业主不是曼哈顿下城公司或纽约市民。我的业主是拉里，是他在操纵一切。”

我离开会议，不知怎么继续才好；对那些支持以这栋建筑纪念“9·11”的民众可能面对的失望，惴惴不安。

有一天，我跟蔡尔兹走到世贸原址，在西街及维西街（Vesey）角落，有两个男人认出我来。

他们其中一个问我：“那么，李布斯金先生，那栋大楼会在什么地方？”

戴维插进来。“在那里！”他大声说。

“看起来会是什么样？”他们问。

戴维的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一只手在空中。他用整条手臂及高大的身影，特别取了一个与我那不对称自由塔相应的角度。

尽管他现在看来是能接受我当初提议的位置，但高楼的部分，他拒绝合作。

还好，戴维·蔡尔兹不是这个基地上唯一的建筑师。10月17日，港务局的执行官乔·西摩（Joe Seymour）跟托尼·克拉奇奥拉（Tony Cracciola），还有一些相关局处的人，跟我们在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④的工作室碰面。卡拉特拉瓦是港务局挑选的重建世贸中心PATH车站的建筑师。

我之前见过卡拉特拉瓦。他到我们的办公室拜访，我拿出我的总体规划给他看。“哦，我懂了，这像音乐，”他说：“你要让空间舞动起来。我现在知道该做什么了。”

当我看到他为PATH车站所做的模型，真是目瞪口呆。“你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建筑师！”我告诉他。他的建筑有一对停歇在光之楔的翅膀，这对翅膀令人屏息。我完全没料到，但非常对味儿。

卡拉特拉瓦欣然接受总体规划，并展现出一个有创意的建筑师是如何将阻碍转为发挥创意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了解光之楔的象征与城市意义。每年的9月11日10点28分（第二座大楼在2001年倒塌的时间），卡拉特拉瓦的车站屋顶会打开，光线倾泻到站内，打在月台及铁轨上。很难不比较卡拉特拉瓦与蔡尔兹在这个项目的处理态度。卡拉特拉瓦抓到了要点，而蔡尔兹没有。

“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啦。”卡里姆在我们去SOM开晨间周会的路上跟我说：“你一直试着跟他们描绘整个图像，一直问他们怎么想，告诉他们你怎么想。但这无关他们的工作进度。他们每个人只做特定的工作，一个人做电梯，另一个做大厅。他们虽在同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但不一定知道彼此做的东西是不是凑得起来。”

那天我们到了SOM的办公室，戴维·蔡尔兹和他的员工们以超过30种的大楼天线欢迎我们。有四个组件的天线、五个组件的天线……会有这些天线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们已经讨论好几个星期了。在实际的合作方案中，选择天线可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在我们自己的办公室，几个小时就解决了。但是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谁知道呢？说不定得佯装讨论天线到没有尽期。开始讨论前，蔡尔兹照例发表了他的旅行演说。就在他扯到日本时，有个东西突然让我眼睛一亮。墙上挂着的是SOM设计的塔楼模拟图。

“这有多高？”我问蔡尔兹。

“2000英尺（约610米），”他回答。“而这个，”他指的建筑旁边的小记号：“是个闪灯。高1776（约541米）英尺。”

真让人不敢相信。我的脑子回想起蔡尔兹过去说过的话，他说1776代表的是宣战。他明明知道塔高1776英尺是没有讨论余地的。我告诉过他，州长说过，市长说过，连纽约市民也赞成1776英尺的塔高。这个塔届时会是全世界最高的，它的高度不能被取代。

我不打算放弃自由塔，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先离席。回到离SOM公司几个街区的办公室时，媒体已经开始争相报道。“故事”甚嚣尘上：“李布斯金愤然离席！”一张小报这样宣称；而《纽约邮报》则这样写道：“李布斯金狂奔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