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有很多很好的建筑合作项目：布拉曼特、米开朗基罗与马德纳（Maderna）在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菲利普·约翰逊与密斯·凡·德·罗在纽约的西格拉姆大厦（Seagram Building）；是的，还有山崎实与埃默里·罗思父子（Emery Roth and Sons）顾问公司的世贸中心。有各式各样的合作关系，自我意识同样强烈的人为共同目标一起工作也不是新鲜事。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跨年代合作，珍惜对方以往的贡献，延伸艺术的视界。

我此前与建筑同行合作的运气都很好，像丹佛美术馆、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以色列巴伊兰大学（Bar-Ilan University）的会议中心、旧金山当代犹太博物馆、香港城市大学的媒体中心，以及首尔的现代汽车总部立面。也许最好的例子是米兰露天市集项目，我在该项目担任基地总体规划师，同时也跟矶崎新和扎哈·哈迪德一起设计摩天大楼。

我是少数几个会在大多数项目中与其他人合作的建筑师。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很喜欢从“他们”、“我们”开始，最后变成“我们一道”的知识、艺术交流。所以2003年8月20日，因罗伯特·艾维的鼓励，并证明与SOM的合作有其意义，丹尼尔·李布斯金工作室召集首次与SOM的会议，以确定两家公司未来合作的模式。我带着尼娜、卡拉、项目建筑师亚马·卡里姆（Yama Karim），还有合作伙伴布拉赫一同出席。

当我们进到会议室，戴维·蔡尔兹瞥了一眼我们的小兵团，然后说：“我们今天这儿不需要女士在场。今天只需要设计师。”

对不起，你说什么？

“我们这儿只需要设计师。”

“没关系，我会离开。”尼娜说，她不希望在第一次会议就发生争执。“但卡拉是建筑师，而且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但是我们的首席执行官不在这里，她必须离开。”

当我的营运官及首席执行官被请出去时，我实在是被轰炸得很疲劳了。她们两人留在一楼大厅，开始用手机打电话，等了一个多小时，我才走出来。用埃迪·海斯的说法：“这两个女人被当成狗了。”他说的还不只这些，我就不详述了。

所以，这就是SOM的游戏规则：除非SOM里有对等职位的人在场，否则任何丹尼尔·李布斯金工作室的员工都不准进入SOM的办公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带着工程人员出席，他们的工程人员也要出现。如果我们的项目经理来了，他们的项目经理也要出席。刚开始，除非戴维·蔡尔兹出现，否则我也要吃闭门羹。卡里姆问为什么。回来的答案是，我这样做会有恫吓之嫌，而且有可能会占蔡尔兹或SOM员工的便宜。之后，我们想尽办法说通，让我偶尔与会，才能跟我的员工一同讨论。其他任何李布斯金工作室的人，若没有事先允许，都不准踏进SOM的办公室一步。埃迪·海斯有一次突然出现，我还以为他们可能会叫人把他抓起来。这种状况让我想到南北朝鲜板门店协定下形势紧张的三八线。经过这几次难熬的拉锯战，唯一能让我欣慰的是华尔街14号的警卫。他总是会跟我打招呼，说几句鼓励的话。

我向来视SOM为大型建筑师事务所的缩影，但这些规定也超过了一般公司对阶层的重视吧。简直是疯了。身处戴维·蔡尔兹的世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每个人都必须谨守自己的位置。

我们同意每周二上午举行一个小时的例行会议。这些会开起来很超现实，有时还像黑色喜剧。最初的几次会我不在场，因为那时蔡尔兹在旅行，我自然没法儿参加。可是每次他出席，他的策略就是阻碍会议进行。他会花45分钟讲他最近去了哪里，或是给我上建筑课。有一次开会，他开始教我纽约的棋盘式都市规划（我想，他可能觉得从布朗克斯来的不算纽约人）。也许他忘了，我们目前着手的曼哈顿下城地区，其不同街廓的形成多半受到历史的影响，而非人为的规划。如果他的策略是只留一小段时间谈正事，或是直接散会，他这些脱轨的演出真是达到目的了。

一次晨会后，蔡尔兹真是让我开了眼界。“我听说有最近有1500人去听你在华盛顿国家建筑博物馆（National Building Museum in Washington）的演讲。”他轻声对我说。“我听说是那里有史以来听众最多的演讲，比弗兰克·盖里的演讲听众还多。真是让人印象深刻，丹尼。那可是很多人哪。”他嘻嘻地笑，然后停了一下。“你变得非常受欢迎。”他听来暖意少了些，尖锐多了些。然后声调又变了。他用一种奇怪的声音哄我：“丹尼，我做了这么多事，这是我的建筑。”

在开了一个多月似会非会的会以后，某个周二早晨我们来开会时，看到墙上挂满设计图，世贸重建的塔看起来像个巨大的螺丝刀，上面还落了一只鸟。显然，蔡尔兹对正在进行的合作方案并不感兴趣，继续做他几个月前向拉里·西尔弗斯坦提案的那栋建筑物。